万隆精神与新时代的亚非合作(2)

在会议上，针对一些与会国因对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看法不同而掀起的争论风波，周恩来总理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原则，认为亚非国家如果“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2]对事物存在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但也“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3]正是在这一精神指导下，会议最后发表了著名的《亚非会议联合公报》，提出了各国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以及反帝、反殖、促进亚非团结、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呼声。

这次会议还实现了中非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直接会晤，促进了中非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出席亚非会议的非洲国家有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利比里亚、利比亚和苏丹等六国，以及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会议的突尼斯、摩洛哥、南非、喀麦隆等正在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在亚非会议召开前，中非关系主要表现为人民之间、政党之间在反帝、反殖斗争基础上的相互支持和

友好往来，政府间的来往还属空白（二战前，非洲也仅有埃及、埃塞俄比亚与利比里亚三个独立国家），相互间了解也很不够，少数已独立的非洲国家甚至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还存在不同看法。因此，可以说，是亚非会议为中非双方间的沟通、了解提供了机会和舞台，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真诚和富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则使这次会议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非关系的发展。

会议期间，周总理宴请并会见了与会非洲六国的代表，并同埃及总理纳赛尔进行了多次会谈，建立了超凡的个人友谊。亚非会议后的第二年，埃及就毅然断绝了同台湾国民党的外交关系，与中国建交，成为与中国建交的第一个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影响深远。此后，苏丹、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加纳、几内亚、马里、索马里等国纷纷与中国建交，使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数目在短短五年内从亚非会议前的零一跃为1960年的八个（1965年底又增至19个）。1960年9月，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进行了中非关系史上第一位非洲国家元首对中国的友好访问。次年8月，加纳总统恩克鲁玛也来华访问。中非关系因此从民间外交、政党外交步入了以政府间交往为中心的国家关系建立和发展的新时期。

乘着亚非会议的东风和中非关系的友好开端，周恩来总理又很快于1963年底至1964年初访问了非洲十国，并秉承“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精神，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发展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奠定了中国同非洲国家之间互相尊重、完全平等、互利合作、真诚相待、友好相处、相互支持新型关系的基础。

2015年4月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孩子们在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仪式现场欢呼雀跃。

60年后：“万隆精神”的新时代内涵将指引亚非国家的发展与合作

一、通过亚非团结带动南南合作的发展

60年前，当29个新生的亚非国家克服殖民宗主国的重重阻挠毅然决然地走到一起时，他们希望通过团结把握自己的命运，巩固来之不易的政治独立。60年后的今天，当77个亚非国家及34位国家元首再次汇聚印尼万隆时，他们更重视加强彼此的经济合作和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亚、非两大陆自1955年万隆会议以来建立在反帝、反殖和反霸基础上的团结合作相比，亚非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一轮团结和战略合作则是以经济发展的互利共赢为基石，以提升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整体权重为目标。亚非会议和“万隆精神”在走过了60年的风雨征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亚非国家命运的改变（从求生存到求发展），“万隆精神”也必将在此次会议上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值得亚非人民自豪的是，经过战后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亚洲和非洲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两个大陆。亚非国家在经济发展和转型国家的政治治理等方面均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和发展成果，这些经验和成果对于推动国际社会更多关注发展问题、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推动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讨论和制订等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另外，亚非国家在万隆会议60年之际的再度聚首对于推动亚非团结和南南合作，进一步发扬光大“发展与共赢”、“合作与分享”的新时代“万隆精神”更是具有标杆性的历史意义。亚非两大洲，地域占世界的一半，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没有世界的发展。

文章来源：《西亚非洲》 网址: http://www.xyfzzz.cn/qikandaodu/2021/0305/4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