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视角下唐代以来的中非交流(3)

综上所述，在中国与非洲的漫长交流历史中，瓷器作为主要贸易品与交流载体，见证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文明交流，也在中非交流中融入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文化与生活中，为中非交流史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

[1]夏鼎.中国和非洲间久远的友谊[N].人民日报,1962-9-19.

[2]文物参考资料[J].1959,(6).

[3]陈万里.宋末—清初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瓷器[J].文物,1963,(1).

[4]弓场紀知.青花の道——中国陶磁器力制東西交流[M].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5]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3-5.

[6]丁雨.肯尼亚曼布鲁伊遗址及马林迪遗址的考古学研究[D].北京大学,2015.

[7]艾周昌，郑家馨主编.非洲通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89-100.

陶泓铮，男，山东烟台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非洲史。

中国与非洲之间的交流古已有之，双方的官方交流自两汉时期就已发轫，至唐宋时期，中国与非洲的交流更是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唐代，中非之间的丝绸之路开拓完成，在继承唐之前中非交流路径的基础上，唐代的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经过了更多沿线国家和地区，并在中非交流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唐宋时期，越来越多的中国瓷器沿着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进入非洲，瓷器也成为早期中国对外贸易的拳头产品和国家形象载体[1]。中非间瓷器贸易蓬勃发展的先决条件是航海技术的进步。到唐代时，中国航海已经广泛使用当时世界上相当先进的天文定位技术，利用测定北极星高度差值的方法测量南北距离，这是唐代航海技术的集大成者，已经具有相当大的实用价值。利用记录分析沿岸地形地貌，并以此定位船只航行所在的位置，因此唐代开始，海运船只可以相当精确地沿既定航线行驶，这也在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航海技术的进步，此时中国瓷器已经是经由固定航道运往非洲了。除了航海技术，唐宋时期的中国造船技术也迎来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唐代，中国制造的远洋船只开始使用钉铆连接方式，这使得中国远洋船只能够经受更大的风浪，驶往更遥远的海域。而到宋代，水密舱技术趋于成熟并得到较广泛的应用，这项技术能够提升中国远洋船只的抗沉性，并可以最大程度控制并减少中国瓷器运往非洲途中的折损率。正是在唐宋这样的航海业大发展背景下，中国瓷器对非洲的销售以及中非交流水平都迈入了全新阶段[2]。中国瓷器在中非交流中扮演了见证者的重要角色。在唐代以来的中非交往中，大量瓷器随着中非交往沿丝绸之路输入到非洲大陆。在非洲大陆近些年的考古活动中，也发现了许多唐代以来流入的中国瓷器制品。由于瓷器保存期极长的缘故，在非洲有相当多出土的中国瓷器保存状态极为完整，这些都成了中非交流史的最好见证[3]。最先发现中国瓷器的是北非地区，而北非地区发现中国瓷器文物最早最丰富的当属埃及。埃及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交界处，位于交通要害节点，向来是四战之地，也先后孕育了人类历史上许多个伟大帝国。北部非洲的中国瓷器主要来源于两种途径，一种是运载中国瓷器的商队途径北非特别是埃及地区时，瓷器商品流入当地市场。另一种是中国瓷器商品以北非地区为目的地的输入行为。两者在中国唐代以来的中非贸易交流中都有大量存在。在北部非洲地区，存在数量众多的中国瓷器留存遗址，如位于埃及开罗南部的福斯塔特遗址。福斯塔特是埃及古城，始建于公元七世纪，在开罗成为商业中心前一直承担着埃及经济、商业中心的职能，直到十四世纪，由于瘟疫流行和尼罗河改道等原因，福斯塔特城被放弃，埃及的商业中心也从此转到开罗，而福斯塔特旧城逐渐成为开罗生活垃圾的堆放地。由于福斯塔特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处于埃及经贸中心，其考古学独特价值逐渐引起世界埃及学和非洲学研究者的注意，从20世纪初起，欧美等国家的研究者就将学术注意点转向福斯塔特，1912年以来，英、法、美、日等国家的研究者陆续在福斯塔特展开发掘工作，至今共发现一万七千余片中国瓷器碎片，时间跨度涵盖从唐代到清代[4]。我国研究者在1998年参与到福斯塔特遗址瓷器发掘鉴定工作中，共鉴定瓷器一万两千多片，主要包括越窑、长沙窑、耀州窑、龙泉窑的青瓷、长沙窑白瓷，其生产时间以两宋至元代为主，瓷器形制多样，盘、碗、杯、盏、罐等均有出现[5]。除福斯塔特遗址外，北非地区还先后发现了位于开罗以东的提勒盖特埃勒马拉遗址，该遗址兴盛于马穆鲁克王朝时期，出土的瓷器碎片主要来自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白瓷、清代青花瓷等中国瓷器。位于埃及南部的阿伊扎布遗址在1966年经日本研究学者现场发掘考察，出土了大批越窑和龙泉窑瓷器碎片。此外亚历山大城遗址也发现少量中国宋元时期的瓷器碎片。从北非的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出，中国与非洲的交流与商贸活动中，北非的地理地位相当重要，承担了中非交流与中非商贸中转站的作用。在东非地区，也同样发现了许多中国瓷器的碎片遗留，这些东非地区的考古遗址主要集中在今天的肯尼亚、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6]。东非地区发现中国瓷器碎片遗留最多的国家是肯尼亚，在肯尼亚国内，先后在多个地区出土大量中国瓷器碎片，蒙巴萨地区、拉穆群岛地区、马林迪沿岸地区、格迪地区、塔纳河流域地区都有大量出土。在肯尼亚出土的中国瓷器相较于北非地区，已经有了明显变化，出现了更符合伊斯兰文化河当地土著文化审美的瓷器形制，且瓷器的使用方式也不仅仅限于容器，而是进入了当地人的生活之中，融入了当地的宗教与文化，大量瓷器、瓷片被贴在清真寺等宗教建筑内，以及穆斯林的墓葬外部，这反映了中国瓷器在东非地区已经由简单的原品出口转向为非洲客户量身定做的趋势。同样在南部非洲，也发现了少许中国瓷器存留，主要集中在津巴布韦和马达加斯加，数量较少，且出产时间基本在明朝之后，以清代居多。因而，通过瓷器的视角可以推定，中国与非洲的交流是自北向南的，最早是与北非接触，进而通过中非与非洲大陆内部的贸易，中国逐渐与东部非洲产生了联系，而南部非洲则是通过非洲大陆内部贸易为主，在相对近的时间节点与中国产生的交流联系。中国瓷器远销非洲大陆，影响非洲大陆生活方式的同时，非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也对中国瓷器生产状况产生了改变。首先非洲地区的瓷器需求开拓了中国瓷器的重要海外市场，非洲地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瓷器的向往存在已久。伊斯兰教的创始者穆罕默德曾说，知识即使远在中国也要去寻求。早在唐朝时期，中国的外销瓷器就不乏伊斯兰形制的外销产品，长沙窑彩瓷、黄堡窑青瓷等瓷窑都制作并向非洲销售了大量伊斯兰形制的瓷器制品。中国生产的瓷器在非洲国家价格不菲，是上层贵族趋之若鹜的奢侈品，非洲国家特别是北非的伊斯兰国家对瓷器情有独钟。非洲贵族认为，中国瓷器具有优良的属性，可以让倒入瓷器的饮料中的杂质迅速沉淀下来，提高饮料的洁净度。陶瓷器具使用寿命长，不会轻易磨损。同时陶瓷具有极高的硬度，在当时只有金刚石可以在陶瓷上留下划痕，这样暗合伊斯兰教中“至坚、至刚”的思想。明朝郑和下西洋时带回了用于制作青花瓷的原料苏麻离青，中国工匠也在利用苏麻离青制作了大量青花瓷销往国外。明朝中期，为迎合非洲国家的需求，景德镇的瓷器工匠制作了巨型餐盘销往非洲，以满足非洲国家聚餐的习惯，而这些盘子也往往深度较浅，方便聚餐者从盘子中抓取烤肉、炖菜、甜食等食物。同时由于非洲国家的聚餐往往不使用筷子、刀叉等餐具，聚餐者往往是徒手抓取食物，中国景德镇还生产了大量瓷盆，这些瓷盆形制较中国本土使用的瓷盆更大，以方便非洲国家聚餐者洗手。其花纹也多采用非洲国家特色的纹样，而不是简单照搬中国的传统纹样。除了应用在饮食领域，中国瓷器还进入了非洲国家的礼仪场合和丧葬场合，在非洲国家规格较高的政治性宴会上，往往会单独放置一张桌子，桌子上摆放中国生产的各种瓷器餐具，品类繁杂，但这些餐具并不会真的使用，而意在显示本次宴会规格之高和宴会主办人的富有。中国瓷器还进入了非洲伊斯兰国家的宗教场所和丧葬仪式，有许多清真寺都有瓷器贴片，用以装饰清真寺内部，这些瓷砖上往往绘制了花草等装饰图案，清真寺的礼拜龛、天花板、门道、附属建筑都出现了使用中国瓷片装饰的现象。这体现了中国瓷器在非洲具有崇高地位。同时，非洲穆斯林的墓葬中也使用中国瓷器做装饰，使用中国瓷器装饰墓葬主要集中在墓柱。在索马里等地的墓葬中，往往会采取在墓柱顶端安放一个中国瓷罐的装饰方法，而坦桑尼亚等地则习惯于将中国瓷片、瓷碗、磁盘镶嵌在墓柱的柱身之上。在肯尼亚地区，人们习惯于将中国的瓷碗、磁盘镶嵌在墓柱靠近顶端的位置。曾有非洲学者坦言，东非文化的标志除了碎石建造的房屋、清真寺、穆斯林墓葬，还有大量进口中国陶瓷，并利用中国陶瓷对建筑进行装饰。这反映了中国瓷器作为中非贸易交流的拳头产品，在长期的中非贸易之中融入了非洲人民的生活中，并成为非洲文化的载体。非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不仅从经济上影响了中国的瓷器生产，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非的政治交流。非洲的中国瓷器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商队专门运输瓷器前往非洲，另一种是非洲国家与中国进行的贡赐贸易。早在明朝初期，中国就与帖木儿帝国建立了稳定的朝贡关系，西班牙旅行者克拉维约就在游记中记录了中国商队到达帖木儿帝国首都撒马尔罕的情景，也记录了帖木儿帝国使团前往中国朝贡和其他国家使团途径帖木儿帝国赴中国朝贡的情景。在朝贡队伍中往往夹杂了许多扮成使臣的非洲商人，由于明朝政府初期对外国使团来华人员有要求，对同时还限制人数，许多非洲商人不得不扮成使臣才得以进入中国。到明朝中后期，明朝政府允许外国使团根据国家实力和与中国的关系每个使团配备50—500名商人，但是对一些路途遥远且贸易需求巨大的国家来说，这个名额明显不够，这些国家往往使团人数严重超标，但明朝政府对这种行为也采取默认态度。可以说，瓷器贸易对中非经济与政治交流产生了推动促进作用[7]。综上所述，在中国与非洲的漫长交流历史中，瓷器作为主要贸易品与交流载体，见证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文明交流，也在中非交流中融入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文化与生活中，为中非交流史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参考文献：[1]夏鼎.中国和非洲间久远的友谊[N].人民日报,1962-9-19.[2]文物参考资料[J].1959,(6).[3]陈万里.宋末—清初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瓷器[J].文物,1963,(1).[4]弓场紀知.青花の道——中国陶磁器力制東西交流[M].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5]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3-5.[6]丁雨.肯尼亚曼布鲁伊遗址及马林迪遗址的考古学研究[D].北京大学,2015.[7]艾周昌，郑家馨主编.非洲通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8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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