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思念忆乔石(2)

第二件事是他尊李一氓为“良师挚友”。李一氓和乔石相识相知是在中联部。李一氓是位革命阅历十分丰富的老一辈革命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文化人。他在中联部时为政党外交拔乱反正、开创新局面，以及推动我国国际战略在新时期的“两大转变”（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从“三个世界”理论和“一条线”战略转变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作出过重要贡献。乔石参与了这“两大转变”的工作。

李一氓逝世后，《人民日报》于1990年12月11日发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纪念李一氓的文章《一位令人崇敬的老共产党员》。这是一篇难得的纪念性的好文章。没有官气，没有浮躁之词，没有陈词，不落俗套。乔石当时已是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而从这篇纪念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对李一氓真诚地怀有一个晚辈对前辈的尊敬之心。文章指出：“他对我这样一个新认识的革命经历和外交工作经验与他无法比拟的较年轻同志，能够经常平等地交换意见、商量问题、议论形势。”“他的意见总是完全从大局考虑，从工作出发，又能替较年轻同志着想，关切备至，每每使我深受教益和感动”，他是“我极尊敬的老领导”，“一位相知颇深的良师挚友”。

理论功底十分深厚

乔石有很深的理论修养和功底。当时我们还没有电脑，都靠写卡片积累资料。乔石做卡片在中联部是很有名的，有几大箱子。他说，主要内容是摘录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重要著作，同时也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在国际国内形势重大转折时期，他总是提出十分明确的意见，并以理论为依据。

1977年8月，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访华后，李一氓提出要到南斯拉夫进行实地考察，得到中央批准。1978年3月10—31日，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深入考察三周。代表团团长是李一氓，副团长是于光远和乔石。这两位副团长都是李一氓指定的。于光远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李一氓要求他关注南斯拉夫的经济问题。对乔石，李一氓要求他多关注理论问题。访问结束后，代表团向中央报告，用事实说明南斯拉夫坚持马克思主义，从本国实际出发，形成了一条以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为中心的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道路。乔石在提出思路和起草报告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

代表团结束访问后，李一氓和乔石于5月12日向中联部全体干部作访问南斯拉夫的报告。乔石讲了以下几点：一是关于借外债问题。我们当时认为，我国既无内债也无外债是社会主义制度独立自主的表现，而南斯拉夫借外债是依附帝国主义的表现。实际上借外债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对发展经济有利。二是关于“工人自治”问题。南斯拉夫从1950年就开始推行“工人自治”，我们认为这是脱离党的领导的修正主义。现在看来，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同意“工人自治”的做法。但别人有别人的做法，我们不能干涉。南斯拉夫还提到“理论依据”，认为“工人自治”是“基层民主”的表现，而“基层民主”是马克思论述过的。三是关于所有制问题，过去我们批判南斯拉夫放弃国有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次南斯拉夫的同志告诉我们，认为应改变苏联式的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改国家所有制为社会所有制。南斯拉夫的同志还说马克思没有讲过“国有制”，只讲过“社会所有制”。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同意他们的提法，但应允许人家探索。

1984年5月，我从中国驻联邦德国使馆工作近五年后回国，到中联部研究室工作。上班第一天，郁文就叫我到她的办公室说：“老乔要我把中苏论战的几份材料给你看看。老乔和其他几位部领导认为，对十年‘文革’中央已作出决议，而对在此之前的中苏论战尚未全面的研究和清理。中联部是当时中苏论战的主要参与单位之一，我们有责任整理一下。搞得好也想上报中央。现在已经搞了一年多，形成了几份部内讨论稿，你可以看看，也可提出意见和看法。”我看了一下，共有六份材料，包括对十年大论战的总体评价和看法、斯大林问题、革命道路问题、民族解放运动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政党关系准则等。我认为，这是回中联部工作后交给我的“第一份功课”，我必须认真做好。我用了三天时间，查阅了有关资料，用书面提出了几条意见。最主要的一条是，我认为，中苏论战是十年文革的“温床”，批判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联系我国国内，就要打倒睡在我们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最近两年，我写了两篇关于中苏论战的文章，也是源于乔石布置的“第一份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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