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思念忆乔石(3)

从1988年开始，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局发生重大变化。一年多之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格局发生急剧变动。中联部积极主动向中央提出调研报告和政策建议。如何看待苏联解体，主要原因何在？如何对待改变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如何看待美国和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和平演变”？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制度思潮？对这些问题人们都议论纷纷。当时要讨论的，主要有三个问题：苏东剧变是内因还是外因起主要作用；是否要公开批判戈尔巴乔夫和社会民主党；苏东剧变对我国冲击到底有多大，我们能否稳住阵脚。中央政治局要中联部提出分析报告。

有一天晚上8点多种，郁文给我打电话说：“老乔请你来一趟。”乔石问了我对苏东剧变的看法和我们应采取的立场。我简单地谈了对苏东剧变的看法后，说：“有不少人，特别是一些老干部来信说，对苏共解散十分气愤，要求我们党公开批判戈尔巴乔夫，批判社会党和坚决反对美国的‘和平演变’。”乔石听后对我说：“苏联剧变有很复杂的原因，有内因和外因，但内因是主要的。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对内因和外因问题说得很清楚，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对苏联的变化，也要持这个观点。有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的因素，但我看主要是苏联内部的原因。社会主义制度搞得经济不发展又缺乏民主，老百姓都不相信了，那是主要原因。我们可以在内部批判戈尔巴乔夫，但不要公开点名批判，否则就是再搞公开论战了，论战会引起很多麻烦，我们要吸取过去的教训。我对江泽民同志说了我的看法，江泽民同志同意我的观点。”乔石又说：“苏联剧变肯定对我国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很大的冲击。但中国不同于苏联，我们的改革是成功的，人民是拥护的。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要继续下去。对外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国家关系还是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他说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上升为理论

1999年春，在乔石卸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一年之后，我到他家拜访他。乔石说：“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只参加一些礼仪性活动。闲来写写字，听听音乐，散散步，同家人多接触。过去由于工作事务忙，同孩子们接触很少，他们对我也有点意见。好在他们都自己努力，自立成才。”

他又说：“我多年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脑子里不断地思考一些问题。”

我问：“主要思考哪些问题？”

“我想研究党史。”

“是否想写一本党史？”

“这不可能，也做不到 。过去毛主席想自己写本党史，后来又请董老写党史，都没有做成。几年前有一本《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有个班子，写了大约一年时间，写得比较好，但太简要。现在中央党史研究室正在组织一个班子写《中国共产党历史》，可能至少要好多年才能写出来。党史最重要的是要写好经验与教训，上升为理论。”

“您有什么具体想法？”

“我现在正在考虑，我们有什么经验与教训可以上升为理论。这些研究也要同研究国际共运、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例如，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就是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毛泽东，他们都是伟大的革命领袖，但他们对革命往往带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总想很快把革命搞成，却往往并不符合实际情况。马克思认为，发达国家可以同时起来革命，实行社会主义。但这是做不到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初期，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消货币。后来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有了改变。我们党从50年代中期开始就实行‘左’的政策，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想马上进入共产主义。总是想急于求成，结果欲速则不达。”

他说：“我们党有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延安，在毛主席领导下作出的历史决议，是反对王明路线的，王明路线也是共产国际和苏共斯大林的路线。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党以来到新中国成立的28年历史进行了回顾，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作了总结，对“文革”作了全面否定，对毛主席功过作了正确的评价。这是邓小平重要的历史和理论贡献。”

他又说：“还有毛主席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但什么是中国实际，如何调查和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往往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我们同时还要准确地研究世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过去中联部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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