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西亚城市文化发展研究现状评析(3)

在宏观研究方面，仍主要集中在城市历史与转型、城市规划与形态等传统视角，主要有陈隆波的《城市、城邦和古代西亚、北非的早期国家》[57]、王一鸣的《西亚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状》[58]、齐前进的《宗教引导的伊斯兰城市》[59]、吕耀军的《城市社会与伊斯兰文明关系探析》[60]、黄达远和文丰的《冲击与调适：都市化对伊斯兰教世俗化的影响考察》[61]、陶金等的《传统阿拉伯伊斯兰城市宗教习俗与建成环境的关系探析》[62]、纳比尔的《伊斯兰城市的环境因素及其共性》[63]、阿米扎德和胡林的《作为遗产的城市开放空间：伊斯兰城市的实例》[64]、邱国潮和段进的《阿拉伯地区城市形态学研究综述》。[65]

在个案研究方面，有关伊斯坦布尔城市文化的研究数量较多一些，而且主要集中在对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等小说的探讨上，相关论文有张虎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的空间权力分析》[66]、《论〈伊斯坦布尔——记忆与城市〉中的“呼愁”》，[67]赵炎秋的《伊斯坦布尔的“呼愁”试探——读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68]弋杨的《“呼愁”之城：伊斯坦布尔》，[69]杜莉莉的《都市的魅像与“呼愁”——解读帕慕克〈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的伊斯坦布尔街道》。[70]作为曾是两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庞大帝国首都的有着2700年悠久历史的伊斯坦布尔，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这里融合，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融，它背靠欧洲，面向亚洲，前面就是逶迤而来的连绵数千里的古老丝绸之路，中国学者对帕慕克的相关作品产生共鸣是很自然的。其他方面的文章还有刘少才的《伊斯坦布尔：历史与今天的对接》[71]和魏雪娥的《伊斯坦布尔的宗教艺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相遇》，[72]但内容以见闻和介绍为主。

除了伊斯坦布尔，中国学者还对西亚其他一些重要城市的文化变迁给予了个案关注，其中有关两河流域古代和中世纪城市的有邵大路的《塞琉西亚建城考：早期希腊化城市与帝国统治》[73]和孙培良的《中世纪的巴格达》，[74]前者认为建立塞琉西亚等希腊化城市是塞琉古王国的重要殖民统治手段；后者对中世纪巴格达的建置、沿革、经济、文化、居民情况进行了简要的叙述。有关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城市的有孙宝国的《阿玛纳时代叙巴城市国家的兴衰》[75]和王康的《从尘世之城到天国之城的升华——〈圣经〉里耶路撒冷城地位变迁与西方天堂文化探源》，[76]前者认为地处东地中海世界核心区域的叙巴城市国家都成为公元前1600—1100年的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诸文明碰撞和汇融的中心；后者认为正是《圣经》所记述的耶路撒冷城由尘世之城升华为天国之城的演进过程，揭示了西方基督教天堂文化的起源。有关阿富汗和伊朗古代与中世纪城市文化的有杨巨平的《阿伊·哈努姆遗址与“希腊化”时期东西方诸文明的互动》[77]和徐良利的《伊儿汗国后期商业和城市发展的原因及特点》，[78]前者指出阿伊·哈努姆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阿富汗地区原巴克特里亚(大夏)希腊人王国统治区域发现的唯一完整的希腊式城市，它不仅是希腊人在阿富汗地区长期立足统治的见证，而且是东西方文明在这一地区相互交流融合的产物；后者认为伊儿汗国商业和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大不里士为中心的小亚细亚和波斯地区的商业和城市更加繁荣，中介型的国际远程贸易和中转贸易活跃，而以巴格达为中心的两河流域的商业和城市相对萎缩。

具体到西亚城市文化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研究是目前新的研究热点。刘欣路、施越飞的《世界城市背景下加强北京与阿拉伯世界的城市外交之管见》一文认为，从城市外交的视角提出北京可以充分借力“一带一路”倡议，利用阿拉伯世界“向东看”的趋势，依托自身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凭借资源、渠道等优势，以城市外交维护国家利益，推动城市发展。[79]王勇、希望、罗洋的《“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土耳其的战略合作》一文认为，土耳其与中国需求与优势互补，在“新丝绸之路”规划上都有自己较为成熟的方案，可以实现战略对接。[80]冯蜀冀、何习尧、孔彬的《“一带一路”视阈下多元文明交往的思考》一文认为，作为世界性文明的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的共同意志是和平与发展，学者应对“一带一路”倡议下三大文明的差异性和共通性给予应有的关注。[81]

文章来源：《西亚非洲》 网址: http://www.xyfzzz.cn/qikandaodu/2021/0313/4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