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时代西亚战争惯例初探(8)

诸国战事频繁而惨烈，同时触及当时复杂的邦国关系，因此也促使战争的惯例发展起来，这些惯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战争本身。尽管马里时代的限制战争的惯例还不够成熟，但它们却是西亚战争惯例发展史上的闪光点。

当然，不管是野蛮的战争惯例还是限制战争的惯例，在马里时代之前就已经在西亚出现了。但是，只有到了马里时代，这两种战争惯例才实现了良性互动：野蛮的战争惯例是战争的本质要求，因为战争就是要消灭敌人，而频繁的战争以及野蛮的战争惯例，最终可能会使每个国家都受害，从这个角度而言，战争可能变成了西亚各国共同的敌人。这样，就产生了发展较为人道的战争惯例的需求和动力。野蛮的战争惯例是较为人道战争惯例产生的前提与土壤，而较为人道的战争惯例则是对野蛮战争惯例的反动。从战争伦理的角度而言，古代西亚较为温和、人道的战争惯例，无疑可以对惨烈的战争形成某种制约力，减轻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掠夺，对于西亚地区的和平发展具有进步意义。

公元前2千纪上半期，西亚出现了列国争霸的局面，进入了“以持续的战争为特征”(1)R.Cohen & , “Introduction: The Amarna System,” in R.Cohen & , eds.,AmarnaDiplomacy:TheBeginningsofInternationalRelations,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1.的“马里时代”(约公元前2000-前1500年)。(2)B.Lafo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The Birth of a Complete Diplomatic System,”Diplomacy&Statecraft, Vol.12 (2001), p.39.这造成了频繁的战争，也造就了发达的外交，“诸王为了军事胜利需要赢得外交胜利”。(3),WarfareintheAncientNearEastto1600B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210.在硝烟弥漫的战争与捭阖纵横的外交的双重作用下，古代西亚逐步形成了一些关于战争的惯例或传统。对于马里时代战争惯例的研究，学界已取得一些成就。芒恩-兰金的论文《公元前2千纪早期的西亚外交》对战争与宗教的关系有一定涉猎。(4), “Diplomacy in Western Asia in the Early Second Millennium B.C.,”Iraq, Vol.18 (1956), 阿特曼的专著《追溯国际法的最早的历史：古代近东(公元前2500-前330年)》的第3章从开启战端、战场厮杀、战后善后处理、对神像与神庙的态度等四个方面对战争惯例进行了论述。(5)A.Altman,TracingtheEarliestRecordedConceptsofInternationalLaw:TheAncientNearEast(2500-330BCE), Leiden: Brill, 2012, 但是已有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史料运用相对单一，二是对马里时代较为人道的战争惯例关注不够，三是没有对这种较为人道的战争惯例出现的原因做出解析。有鉴于此，本文围绕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一发动战争需有正当的理由，这是很多古代社会遵守的规则，所谓“兵不妄动，师必有名”。虽然古代西亚没有发动战争须有正当理由的明确表述，但发动战争的一方一般非常在意战争的合法性。一般而言，把敌方的无端侵扰、忘恩负义和不遵誓言，视为发动战争的合法理由。巴比伦王汉谟拉比对拉尔萨战争的理由是拉尔萨的无端侵扰、忘恩负义，“现在拉尔萨人一再袭击并骚扰我的国家。自从大神们把那个国家从埃兰人的魔爪下解救出来并对拉尔萨人施恩以来，他并未回报诸大神的恩情”。(6)Dominique Charpin,ArchivesRoyalesdeMari26:ArchivesépistolairesdeMari1/2, Paris:éditions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88, ; Wofgang Heimpel,LetterstotheKingofMari:ANewTranslation,withHistoricalIntroduction,NotesandCommentary,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2003, p.333.不遵誓言成为发动战争的另外一个合法理由，沙马什阿达德一世对阿哈祖征伐的理由，就是该国的国王雅舒卜阿杜不遵誓言，“他叛我而去，正跟随着卡库姆的国王”。(7)Jesper Eidem & J?rgen Lss?e,TheShemsharaArchives1:TheLetters, Copenhagen: Kongelige Danske Videnskabernes Selskab, 2001, 忘恩负义成为战争合法理由的绝佳例证是延哈德国王对德尔发动的战争：请对亚舒布亚哈德说，这是你的兄弟亚瑞林的话：沙马什神应该来调查并裁决你我的行为。我对你如父如兄，而你对我如奸如敌。阿杜神和亚瑞林的军队拯救了巴比伦城，救了你的国家和你的性命，这是如何的友好！15年以前，因为阿杜神和亚瑞林，德尔才没有被风吹走！(若没有延哈德)，它就如糠皮一样(被吹走了)，人们永远找不到它。你怎么能如此对我？迪尼克图的国王辛加密尔，与你很像，他不断用谎言与挑衅来回应我。即使迪尼克图的码头停有500艘船，我照样占据了他的国家，囚禁了他长达12年！现在，像他一样的你，持续用谎言和挑衅来回应我。我以我的城神阿杜、我的个人神辛的名义起誓，在消灭你和你的国家之前，即使懈怠片刻，我就会遭受(神)的惩罚！我在春季即将率军出征，在你的城门前扎营。我会让你见识阿杜神和亚瑞林的愤怒的军威。(8), “Yarim-Lim’s War Declaration,”in J.-M.Durand & J.-R.Kupper, eds.,MiscellaneaBabylonica：MélangesoffertsàMauriceBirot, Paris: éditions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85, 在这封书信中，亚瑞林列举了他对德尔王的恩情，而德尔王以怨报德，这样亚瑞林就获得了发动战争的合法理由。在古代西亚的观念中，作为神明代理人的国王所发动的任何战争都需要获得神明的批准，正如学者查尔平所言，“在进行任何军事行动之前，我们知道巴比伦王都会寻求神的支持”。(9)Dominique Charpin,HammurabiofBabylon, Lodon & New York: & Co Ltd, 2012, p.114.在一封马里的书信中，提及巴比伦王汉谟拉比与拉尔萨作战之时，曾经寻求神明的批准，“现在我催促沙马什、马尔杜克神……没有征求神明的意见，我是不会如此提兵作战的”。(10)Dominique Charpin,ArchivesRoyalesdeMari26:ArchivesépistolairesdeMariI/2, ; Wofgang Heimpel,LetterstotheKingofMari:ANewTranslation,withHistoricalIntroduction,NotesandCommentary, p.333.马里王金瑞林的征战同样需要得到神的批准，一封写给金瑞林的书信中讲到这件事情：“倘若你要去出征，在没有得到神谕的情况下，千万别出征。当我发出神谕的时候，你再出征！倘若我没有发出神谕，千万不要走出城门。”(11)Martti Nissinen,ProphetsandProphecyintheAncientNearEast,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3, p.22.另外一份文献同样表明了神谕对战争的重要性，小国提鲁库(位于扎格罗斯山区)的国王扎兹亚在信中如此说：“如果是吉兆，我会攻击埃什嫩那的统治者。如果是凶兆，我就不会攻击。”(12)J.-R.Kupper, “Une lettre du général Yassi-Dagan,”Mari, Vol.6 (1990), p.338.在另外一封写给马里王金瑞林的书信中，提及太阳神沙马什对金瑞林战争的态度，“另外一件事，沙马什如此说：‘库尔达王汉谟拉比对你说了谎，他正在策划一个计划。你的手要抓住他，在你的国家里，你要颁布一道恢复敕令。现在，全部国家都给你了。当你控制了城市并颁布了恢复敕令的时候，它表明你的王权是永恒的。’”(13)Martti Nissinen,ProphetsandProphecyintheAncientNearEast, p.25.不仅征讨敌人需要神明批准，而且抵抗敌人同样也需要神明批准。亚明部落寻求独立，其军队突破了马里的边防，马里王并没有直接派兵去抵抗而是在等待允许派兵作战的神谕。马里总督巴赫迪林写给金瑞林的书信对此进行了记述：至于敌人突破了边防部队并招募了尽可能多的部队，我的主人就此写信给我——关于我的主人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们从突击队中招募了边防部队，并招募了辅助部队，我的主人应该继续就这些事情，满足达干、沙马什和阿杜神的愿望。我的主人不断满足达干、沙马什和阿杜神的愿望，我的主人不要匆忙去迎战，我的主人不要□□□人。他必然□□□。当达干、沙马什和阿杜等神对你说“好的”、占卜兆头是好的时候，我的主人马上出征！(14)Jean-Marie Durand,ArchivesRoyalesdeMari26:ArchivesépistolairesdeMariI/1, Paris: éditions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88, ; Wofgang Heimpel,LetterstotheKingofMari:ANewTranslation,withHistoricalIntroduction,NotesandCommentary, p.243.从另外一封书信中得知，在获得了好的征兆后，马里派出军队抵抗敌人： “我已经为部队的福祉进行了占卜，根据好的征兆派出了军队。与此同时，我把这些好征兆送给我的主人！”(15)Jean-Marie Durand,ArchivesRoyalesdeMari26:ArchivesépistolairesdeMariI/1, ; Wofgang Heimpel,LetterstotheKingofMari:ANewTranslation,withHistoricalIntroduction,NotesandCommentary, p.243.但并不是每次出征都顺利得到神的批准。一封书信这样写道：“当我主人想出战的时候，他这样指示我：‘你要留在神的城市里’。”(16)Jean-Marie Durand,ArchivesRoyalesdeMari26:ArchivesépistolairesdeMariI/1, ; Wofgang Heimpel,LetterstotheKingofMari:ANewTranslation,withHistoricalIntroduction,NotesandCommentary, p.250.在写给金瑞林的另外一封书信中，有这样的叙述：“女祭司……说道，‘金瑞林，不要出征！留在马里！’”。(17)Martti Nissinen,ProphetsandProphecyintheAncientNearEast, p.68.在等不到神谕的情况下，那么，国王只能先派出未携带武器的军队，在马里文献中有相关记载：“□□□关于军队出征与战争，我不断占卜，但是没有得到回答。现在我将派遣部队并保留所有装备，我不再(试图)去揣摩神意并向神问(正确的问题)，愿我主人的神保佑我征伐成功！”(18)Jean-Marie Durand,ArchivesRoyalesdeMari26:ArchivesépistolairesdeMariI/1, ; Wofgang Heimpel,LetterstotheKingofMari:ANewTranslation,withHistoricalIntroduction,NotesandCommentary, p.248.当然，除了询问神明是否同意征伐外，可能还会询问战争的结果。在马里的一封书信中，有如下记载：关于我的主人正在筹划的战争，我给男女(占卜)人员喝下东西来问询征兆。征兆大利于我的主人。同样，我问男女(占卜)人员关于伊什美达干，征兆大恶于伊什美达干。关于他的征兆如此写道：“他将趴在我主人的脚下”。(19)Martti Nissinen,ProphetsandProphecyintheAncientNearEast, 这封信接下来描述占卜的事情，其中提及金瑞林在战争中会大获全胜，伊什美达干一世将落荒而逃。倘若战争牵扯到其他国家，一般要向其他国家说明原委，以便获得支持。在对阿哈祖发动战争之前，埃卡拉图王沙马什阿达德一世对一个国家的国王库瓦里进行了战争通报：“现在，过□个月就是冬天，我不会对他动手，但是，一旦天气转好，你将会听到我在他的国家所做的事情了”，“现在是冬天，寒冷的天气还会持续2个月，我不能对他动手□□□□□□□□等天气转好，我将率领一支大军前去质问他。”(20)Jesper Eidem & J?rgen Lss?e,TheShemsharaArchives1:TheLetters, pp.70-71, 74-75.从书信来看，库瓦里对沙马什阿达德一世的战争给予了支持，说：“愿神带领着你！抓住他！”(21)Jesper Eidem & J?rgen Lss?e,TheShemsharaArchives1:TheLetters, 沙马什阿达德一世在对阿哈祖动手之前，可能把战争计划也通报了库提，库提王表示支持战争，“如果我的父亲沙马什阿达德的军队进入斯克萨布，我不会阻拦，我不会对我的父亲犯罪！如果他命令我撤离，我就撤离！如果他命令我待着，我就原地待命！”(22)Jesper Eidem & J?rgen Lss?e,TheShemsharaArchives1:TheLetters, 对于敌对双方来说，发动战争要通知对方，不能搞偷袭或不宣而战。埃什嫩那对两河流域北部发动战争之前，给马里王金瑞林写信进行通告，“我将去建立我的边界，我在前往舒巴特恩利尔的路上”。(23)Dominique Charpin,HammurabiofBabylon, p.114.有学者认为，延哈德王亚瑞林写给德尔王的书信本质上是战书。当然，从书信的末尾来看，亚瑞林宣布在春天出兵讨伐，似乎是战书的性质，但从书信的全部内容来看，尤其是列举了迪尼克图王辛加密尔的例子，似乎又具有某种威慑的意味。可以推测，倘若德尔王对此不加理会，可能亚瑞林才会提兵来战。对于战书的威慑性，可从埃兰王对库尔达王汉谟拉比的战书中看得更加清楚：埃兰宰相对汉谟拉比说：“我的仆人阿塔伦接纳你为儿子。现在，我一直听说你不断给巴比伦与马里送去泥板。不要再这么做了！如果你再给巴比伦和马里送泥板，我就会征服你。”这就是埃兰宰相写给汉谟拉比的这封信的内容。我读了那块泥板。(24)Wofgang Heimpel,LetterstotheKingofMari:ANewTranslation,withHistoricalIntroduction,NotesandCommentary, p.504.有学者认为这是一封宣战文书，埃兰携战胜埃什嫩那之威而对“库尔达王发出了战争警告”。(25)Dominique Charpin,Writing,LawandKingshipinOldBabylonianMesopotamia, trans.by Jane Marie Todd,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104.马里王金瑞林统治下的亚明部落造反失败后，4个亚明部落的头目向埃马尔逃跑，金瑞林将这个情况通报了盟友延哈德，延哈德王对埃马尔发出最后通牒：“亚明人的王不应该留在埃马尔。驱逐他们！从现在起，他们不应该再留在这里了，一旦这些人试图再次进入埃马尔，金瑞林与我就会进攻你！”(26)Jack M.Sasson, “Casusbelliin the Mari Archives,” in Hans Neumann, Reinhard Dittmann, Susanne Paulus, Georg Neumann & Anais Schuster-Brandis, eds.,KriegundFriedenimAltenVorderasien:52eRencontreAssyriologiqueInternationaleInternationalCongressofAssyriologyandNearEasternArchaeology, Münster: Ugarit-Verlag, 2014, p.682.二战争结束之后，战胜者一般要对战败者进行处置。为了根除敌方的对抗能力，通常要毁灭敌方的城防设施。文献中经常提及的“摧毁某某城市”，可能是对敌方城防设施处置的普遍性的办法。(27)Jack M.Sasson,TheMilitaryEstablishmentsatMari, Rome: Pontifical Biblical Institute, 1969, p.48.与此同时，还有一种有限惩罚的传统，即摧毁敌方部分城防设施。马里王金瑞林的年名记载道：“金瑞林摧毁了米兹兰与萨马奴的城墙。”(28)Jean-Marie Durand,ArchivesRoyalesdeMari30:LaNomenclaturedesHabitsetdesTextilesdanslesTextesdeMari, Paris:CNRS éditions, 2009, p.225.巴比伦王汉谟拉比灭亡了拉尔萨后，仅仅拆除了拉尔萨的城墙，(29)Dominique Charpin,Writing,LawandKingshipinOldBabylonianMesopotamia, p.107.在《汉谟拉比法典》的前言中，汉谟拉比把自己称作“宽恕拉尔萨的战士”。(30)Martha T.Roth,LawCollectionsfromMesopotamiaandAsiaMinor,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97, p.77.在打败马里、马勒库后，“汉谟拉比摧毁了马里、马勒库的城墙”。(31)Erich Ebeling, Bruno Meissner, et.al.,ReallexikonderAssyriologieundVorderasiatischenArchaologie, Bd.2, Berlin und Leipzig: Walter de Gruypter & Co., 1938, p.180.同时，汉谟拉比的王铭曾记载将马里变成一片废墟，“他让这个国家变成了瓦砾堆和泥土堆”，(32)Douglas Frayne, “Old Babylonian Period (2003-1595 BC),”TheRoyalInscriptionsofMesopotamia,EarlyPeriod, Vol.4, Toronto, Buffalo &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0, p.346.鉴于王铭的宣传功用，此处的记载可能是夸大其词。此外，把某某国家变成瓦砾堆和泥土堆是古代西亚王铭中惯用语。巴比伦王汉谟拉比第38年的两个年名记载了对埃什嫩那的处理：“汉谟拉比王……用大水摧毁了埃什嫩那”，(33)Erich Ebeling, Bruno Meissner, et.al.,ReallexikonderAssyriologieundVorderasiatischenArchaologie, Bd.2, p.180.“汉谟拉比王修复了被洪水摧毁的埃什嫩那的城墙”，(34)Year Names of Hammurabi. (2018-12-05).对于大水摧毁埃什嫩那，到底指的是什么，现在仍然不太清楚，因为“这段话的解释并非不言而喻的，但它可能表明他通过改变河流和运河的流向来冲垮城墙的根基”。(35)Marc Van De Mieroop,KingHammurabiofBabylon:ABiography, Malden, Oxford & Carlto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52.巴比伦王汉谟拉比重建埃什嫩那的城墙，暗示了对这种不人道的做法的一种补救性措施。对于被征服的敌对国，一般采取变成附属国或兼并的方式进行处理，“一旦征服了一个城邦，征服者可能会兼并这个城邦，或者在该城邦的国王以藩王的身份宣誓效忠后，征服者可以让该城邦的国王继续统治”。(36)A.Altman,TracingtheEarliestRecordedConceptsofInternationalLaw:TheAncientNearEast(2500-330BCE), p.63.事实上，在古代世界这两种方法常常使用。例如，《摩奴法论》提到战胜敌人后，“在大致了解全体百姓的愿望之后，他应该在那里扶植一名原王室成员，还应该缔结盟约”。(37)蒋忠新译：《摩奴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在巴比伦与马里打败埃兰后，马里王金瑞林便写信给巴比伦王汉谟拉比提议如此处理埃什嫩那：“倘若埃什嫩那的贵族支持你，你本人就当埃什嫩那的王。倘若他们不支持你，你就立一个你熟悉的王族成员当他们的王。”(38)Marc Van De Mieroop,KingHammurabiofBabylon:ABiography, p.46.在马里时代列国争霸的态势下，一个国家在没有取得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通常会将敌国变成藩国。金瑞林当上马里王后，向周边地区出征，就把很多国家变成马里的藩国，从而构建起了一个松散的政治体。例如，金瑞林在统治第2年和第13年，两次征服了阿什拉卡(Ashlakka)，其年名有载，“金瑞林占领了阿什拉卡”，(39)Henri Limet,ArchivesRoyalesdeMari25:TextesAdministratifsRelatifsauxMétaux, Paris: Editions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86, p.47.“金瑞林第二次占领阿什拉卡”。(40)Jean-Marie Durand,ArchivesRoyalesdeMari30:LaNomenclaturedesHabitsetdesTextilesdanslesTextesdeMari, p.424.在金瑞林统治第4年，把女儿伊尼卜沙瑞嫁给了阿什拉卡王伊巴尔阿杜，通过这样的方式将这个国家变成马里的附属国。倘若两个大国争战，战后一般会进行议和。在列国争战中，有时候实力强大的国家，会对争战双方的争端进行裁决，马里王金瑞林便对延哈德与卡特那的争端进行过裁决，“现在，除了我的主人，没有人能在延哈德与卡特那之间建立起友谊”。(41), “Diplomacy in Western Asia in the Early Second Millennium B.C.,” p.78.此外，宗主国会对附属国之间的争端进行裁决。马里王金瑞林就曾对一个藩国对另外一个藩国的侵略做出过裁决，“现在，卡拉那的阿什库尔阿杜与我在一起……你侵略了他的国家。现在，至于你夺取的所有东西，都要收集起来还给他”。(42), “Diplomacy in Western Asia in the Early Second Millennium B.C.,” p.95.战争结束后，战胜者会从幸存者中挑选一些人作为俘虏，因为在上古时期，“战争是交战国全部居民之间的争斗”，因此“一个交战国的任何人，不论是否携有武器作战，不论男女，不论成年或未成年，都可以被交战国他方任意杀害或执为奴隶”。(43)[英]劳特派特修订，王铁崖、陈体强译：《奥本海国际法下：争端法、战争法、中立法》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47-148页。在亚斯马赫阿杜写给沙马什阿达德一世的信中，提及从1000人中挑选了30人作为俘虏，(44)Georges Dossin,ArchivesRoyalesdeMari1:Correspondancedeam?i-AdduetdesesFil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50, 在沙马什阿达德一世写给亚斯马赫阿杜的信中，提及攻占了赫巴拉城后，俘虏了300人以及这些人的儿子。(45)Georges Dossin,ArchivesRoyalesdeMari1:Correspondancedeam?i-AdduetdesesFils, 拉扎马王沙拉亚与安达里格王卡尔尼林打败并占领马尔达曼后，“他们获得了1000名战俘，两人平分了这些战俘”。(46)Jean-Marie Durand,ArchivesRoyalesdeMari26:ArchivesépistolairesdeMari1/1, p.293; Wofgang Heimpel,LetterstotheKingofMari:ANewTranslation,withHistoricalIntroduction,NotesandCommentary, p.225.战俘一般会被带到宫廷，从事各种劳作，在马里王金瑞林写的一封信中记载道：“当亚斯马赫阿杜出走马里后，宫殿被抢劫一空。因为我一直在征伐，所以，我能为我的宫殿提供所能抓到的所有战俘”。(47)Wofgang Heimpel,LetterstotheKingofMari:ANewTranslation,withHistoricalIntroduction,NotesandCommentary, p.40.除了将敌方居民俘虏作为奴隶外，“一种较宽大的和更有区别对待的实践逐渐成长起来”。(48)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下：争端法、战争法、中立法》第1分册，第148页。埃卡拉图王沙马什阿达德一世在写给儿子亚斯马赫阿杜的信中，对于儿子仁慈对待敌方人员表示赞赏：“你没有杀这个城市的居民，而是安慰他们，然后释放了他们。你这个行为不错，值□塔兰特金子。”(49)Georges Dossin,ArchivesRoyalesdeMari1:Correspondancedeam?i-AdduetdesesFils, 古巴比伦王叁苏伊鲁那的铭文记载道，在占领了伊达马拉兹国(Idamaraz)两个月后，他“释放了俘获的伊达马拉兹国的俘虏、埃什嫩那的兵卒以及他所俘获的众多俘虏，饶了他们的性命”。(50)Douglas Frayne, “Old Babylonian Period (2003-1595 BC),” p.390.事实上，对于投降国家的百姓，一般会给予善待。在一封马里书信中，提及巴比伦王汉谟拉比对进攻拉尔萨的军队下达的指令：“倘若你们成功了，假如他们在你们面前打开了城门，你们就接受他们的求和！即便他们违背了以沙马什、马尔杜克之名发下的誓言，你们也别伤害这座城市！”(51)Dominique Charpin,ArchivesRoyalesdeMari26:ArchivesépistolairesdeMariI/2, ; Wofgang Heimpel,LetterstotheKingofMari:ANewTranslation,withHistoricalIntroduction,NotesandCommentary, p.333.除了以上无条件释放俘虏外，交换战俘或赎回战俘可能成为战事频繁的各国最为理想的选择。阿斯马丘出土的一封书信，提及交战双方交换俘虏的事宜：“如果你释放了俘虏，我会给阿摩利人□□□，然后事实上我能获得被释放的你的军队”，“5天之内解决此事”。(52),OldBabylonianLettersfromTellAsmar, Chicago: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7, 从马里文献来看，对于地位尊贵的女战俘，似乎可以采取调换的方式赎回，马里王金瑞林指示他的总督：“请收下另外一个女仆，作为这个女仆的替代，释放这个女仆(敌方国王的伴侣)。”(53)Wofgang Heimpel,LetterstotheKingofMari:ANewTranslation,withHistoricalIntroduction,NotesandCommentary, p.440.另外，还采取付赎金的方式赎回被俘者，在一封马里书信中对此有所记载：“至于库尔达(俘虏)的特尔卡人，我主人就此写信给我，‘去称出1/3米那银子，放在证人面前！’在我主人的书信到达之前，他的兄弟们称出1/3米那又2谢克尔银子，赎回了他们的兄弟”。(54)Dominique Charpin,ArchivesRoyalesdeMari26:ArchivesépistolairesdeMariI/2, ; Wofgang Heimpel,LetterstotheKingofMari:ANewTranslation,withHistoricalIntroduction,NotesandCommentary, p.360.另外一封马里书信提及，一名战俘的父亲要花1米那5谢克尔银子赎回儿子，但是，对方要求“再加半米那银子，就可以带走你的儿子”。(55)Dominique Charpin,ArchivesRoyalesdeMari26:ArchivesépistolairesdeMariI/2, ; Wofgang Heimpel,LetterstotheKingofMari:ANewTranslation,withHistoricalIntroduction,NotesandCommentary, p.366.此外，另外一封马里书信也提及战俘的兄弟们把战俘赎回，“至于这个城的战俘，这个国家的兄弟赎回了他”。(56)Dominique Charpin,ArchivesRoyalesdeMari26:ArchivesépistolairesdeMariI/2, ; Wofgang Heimpel,LetterstotheKingofMari:ANewTranslation,withHistoricalIntroduction,NotesandCommentary, p.368.对于战俘赎回，《汉谟拉比法典》第32条有明确的规定：如果一个兵丁或一个渔夫兵卒，在为王出征中被俘，一个商人赎回了他， 并把他送到他生活的城市，倘若该兵丁有足够的钱赎身，他应该把自己赎回，倘若该兵丁没有赎身的钱，则应该由其城市的神庙赎回，如果神庙没有赎身的钱，则宫廷应该赎回他。但是，他的田地、果园或房子不能充作赎金。(57)Martha T.Roth,LawCollectionsfromMesopotamiaandAsiaMinor, p.87.在汉谟拉比所写的一封书信中，提及神庙赎回战俘：“至于被敌人俘虏的马尼姆之子辛阿那达穆利帕里斯，辛神庙拿出10谢克尔银子给了商人来赎回他。”(58)A.Leo Oppenheim,LetterfromMesopotamia,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p.93.除了善待俘虏外，也要善待敌方的阵亡者。在一个祭司写给马里王金瑞林的信中，提及太阳神沙马什的神谕，“现在，把你国土上的敌方的尸体堆给你”，(59)Martti Nissinen,ProphetsandProphecyintheAncientNearEast, p.24.马里王亚赫顿林的王铭记载道：“把他们打得一败涂地，他堆起了尸体堆。”(60)Douglas Frayne, “Old Babylonian Period (2003-1595 BC),” p.606.尽管这些文献中用尸体堆来描述战争的结果，但是，也意味着战争结束后获胜者可能要将敌方阵亡者的尸体堆在一起并进行掩埋。此外，马里文献也提及把瘟疫死亡者进行掩埋，多处提及“掩埋尸体堆”。(61)Jean-Marie Durand,ArchivesRoyalesdeMari26:ArchivesépistolairesdeMari1/1, , 564-565; Wofgang Heimpel,LetterstotheKingofMari:ANewTranslation,withHistoricalIntroduction,NotesandCommentary, p.278.因此，掩埋可能是古代两河流域对死者进行处理的普遍做法。还有一些文献明确表示在敌人的尸身上建造了坟冢。巴比伦王叁苏伊鲁那的王铭记载道：“当这一年还没有过去一半的时候，他杀死了利姆辛(二世)，此人曾经挑动亚穆特巴尔(Yamutbal)反叛，曾经当过拉尔萨的王。在基什的土地上，在他的尸首上垒起了一个坟冢。”(62)Douglas Frayne, “Old Babylonian Period (2003-1595 BC),” p.387.在马里书信中，提及允许阵亡者的家属将阵亡者尸体运走安葬的事情。(63)A.Altman,TracingtheEarliestRecordedConceptsofInternationalLaw:TheAncientNearEast(2500-330BCE), p.65.三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马里时代出现了较为人道的战争成例，代表着古代西亚战争惯例的发展方向。从两河流域战争惯例的演化历史来看，马里时代的战争惯例继承了公元前3千纪西亚的某些传统，这主要体现在战前宣战、掩埋敌方阵亡者的情况、霸主调节争端方面。战前宣战，可以在公元前3千纪找到源头，在出土于吉尔苏的一篇破损的文献中，提到了拉伽什对温马的宣战，“他派使节去……‘这里声明的是你的城市将会被彻底摧毁！投降吧！这里声明的是温马将被彻底摧毁！投降吧！’”(64)A.Altman,TracingtheEarliestRecordedConceptsofInternationalLaw:TheAncientNearEast(2500-330BCE), p.18.掩埋敌方阵亡者的传统，事实上起源于公元前3千纪，在记述拉伽什与温马战争的鹫碑(公元前 25 世纪)背面的左下角，描绘了建造两个坟丘的场景，两个头顶装满泥土的篮子的人，正向一个尸体堆走去，可能是要掩埋这些阵亡者。在公元前3千纪的文献中，也描述了掩埋敌方阵亡者一事，在拉伽什王乌尔南什(约公元前2494-前2465年)、埃阿那图姆(约公元前2454-前 2425年)、恩美台那(约公元前2403-前2375 年)的铭文中，提及用土掩埋敌方的阵亡者。阿卡德王里姆什(约公元前2284-2276年)的铭文记载，阿卡德军队占领了埃兰地区的城市后，在城里为敌方阵亡者垒了坟冢。(65)袁指挥：《古代近东处置战败者的惯用手段》，《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3月11日，第5版。对于霸主调节争端，公元前3千纪的文献中有着比较丰富而明确的记载。霸主基什就曾调停过拉伽什与温马的边界纠纷，其国王美西林为这两国划定了疆界，拉伽什国王埃阿那图姆、恩台美那时代的文献中对此有所描述，“美西林已经把(界)碑立在那里”，“埃阿那图姆没有越过美西林立(界)碑的地方”，“在美西林立(界)碑的地方”，“基什王美西林……在地上用绳子丈量并在那里立了纪念物”，“复原了美西林的纪念物”。(66)Douglas Frayne, “Presargonic Periods (2700-2350 BC),”TheRoyalInscriptionsofMesopotamia,EarlyPeriod, Vol.1, Toronto, Buffalo &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8, pp.141, 143, 195．另一方面，马里时代的战争惯例，丰富并发展了公元前3千纪的战争惯例。正如前文所言，在正式发动战争之前，需要完成一些既定程序或步骤，以此来约束不必要的战争：首先，发动战争要有合法理由，讲究师出有名，这在某程度上会对穷兵黩武式的战争形成某种制约。其次，寻求神明的批准，事实上代表了国家内部各种政治势力对某场战争的路线博弈，可在某种程度上对战争形成一些约束。再次，把发动战争的信息通报给相关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避免不必要的冲突，从而降低战争的惨烈性。最后，下达威胁性的战书，以此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有时也会奏效。在战争结束后，对战败国的处理，也遵循了一些较为人道的战争惯例。对敌方城市设施的处理上，逐步发展起来有限惩罚的措施，即拆除敌方的防御设施。对敌方政权的处罚上，往往采取比较温和的处理办法，将其变成藩国。在敌方战俘、百姓的对待上，采取无条件释放百姓、调换或金钱赎回战俘的措施。显然，这些战争惯例无不体现出人道主义色彩。马里时代的战争惯例产生的原因首先和当时西亚的政治态势有关。在马里时代，古代西亚进入了“战国”时代。社会动荡，各国征伐不断，在两河流域南部地区先后形成了伊辛与拉尔萨的对峙，巴比伦与拉尔萨的对立，与此同时，巴比伦以北的埃什嫩那不断扩疆并土，在埃卡拉图王国短暂统一之后，两河流域北部地区形成了众多独立的国家，在叙利亚地区，出现了马里、延哈德、卡特那三国并立的局面，而胡泽斯坦的埃兰入侵埃什嫩那，企图主宰两河流域。在这种情势下，各国为了扩张势力，往往不断对外用兵，小规模的战争不计其数，大规模的战争也时有发生，先后爆发了沙马什阿达德一世灭亡马里的战争、拉尔萨灭亡伊辛的战争、埃兰等国灭亡埃什嫩那的战争以及巴比伦等国驱逐埃兰的战争、巴比伦等国灭亡拉尔萨的战争、巴比伦灭亡埃什嫩那的战争以及巴比伦灭亡马里的战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萌芽于公元前3千纪的战争惯例在马里时代逐步发展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说，马里时代的连年战争是马里时代战争惯例发展的土壤。马里时代战争惯例的出现，还与此时的战争规模有一定关系。在马里时代争霸的背景下，各国结成各种军事同盟，如以埃兰为首的反埃什嫩那的军事同盟，巴比伦、马里为首的反埃兰、反拉尔萨军事同盟，马里与埃什嫩那的反巴比伦军事同盟等等。与此同时，各个小国依附于大国以求生存，从而形成了以某个大国为首的集团。正如马里泥板书信所言：没有一个国王是靠自己而强大的。10个或15个王追随着巴比伦的汉谟拉比，同样数目的王追随着拉尔萨的利姆辛，同样数目的王跟随着埃什嫩那的伊巴尔皮埃尔，同样数目的王跟随着卡特那的阿穆特皮埃尔，但有20个王跟随着延哈德的亚瑞林。(67)Georges Dossin, “Les Archives épistolaires du Palais de Mari,”Syria, T.19, Fasc.2 (1938), p.117; , “Akkadian Letters,” in , ed.,AncientNearEasternTextsRelatingtotheOldTesta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628.不仅如此，马里时代还出现了一些地区性强国，它们也构建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而形成了地区性军事集团。在上哈布尔河流域，伊拉苏拉的国王哈亚苏穆臣服于马里王金瑞林。伊拉苏拉虽然是马里的附属国，但是其本身还有一些附属国，马里使节写给马里王金瑞林的书信中对此进行了记载：你的仆人沙克努姆对我的主人说：“国王们，全部聚集在那胡尔，来到了哈亚苏穆面前，在会上说了如下的话：‘除了金瑞林和哈亚苏穆，没有第二个主人和父亲。我们将按照我们主人金瑞林说的话去行事。’那些开会的国王说了这样的话。”(68)Dominique Charpin,ArchivesRoyalesdeMari26:ArchivesépistolairesdeMariI/2, ; Wofgang Heimpel,LetterstotheKingofMari:ANewTranslation,withHistoricalIntroduction,NotesandCommentary, p.311.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一旦西亚大国之间结成军事同盟进行战争，那么，追随这些大国的附属国也要参与战争，甚至追随附属国的小国同样也要参与战争，这样，西亚大国构成的军事集团之间的战争，就变成了牵扯范围非常大的“国际化”战争。例如，在巴比伦、马里为首的反埃兰战争，不但牵涉巴比伦、马里这两国，而且牵扯到两国的同盟国、附属国，马里王曾经动员其盟友延哈德、扎尔马库姆地区的各国参战：你的兄弟金瑞林对汉谟拉比说：“我一直写信给哈拉巴的国王汉谟拉比，要求他派遣军队，他派来了他的军队。目前军队已抵达我处……我把泥板送给了上地的国王们……送给了扎尔马库姆的国王们……扎尔马库姆的下地国王们的军队将会抵达，我就会把扎尔马库姆的军队派遣给你！”(69)Wofgang Heimpel,LetterstotheKingofMari:ANewTranslation,withHistoricalIntroduction,NotesandCommentary, p.591.不仅如此，敌对双方还会瓦解彼此的盟友。在对埃兰战争中，马里王金瑞林力争让站在埃兰一边的埃卡拉图和阿达里格改变立场，一封马里泥板书信对此有所记述：“现在，当我的主人根据□□□和他的伟大王权而制定出一个计划，当我的主人让埃卡拉图、阿塔伦和上地以及苏巴尔图背弃了埃兰人，埃兰人事实上从黑里图姆城退了出来。”(70)Wofgang Heimpel,LetterstotheKingofMari:ANewTranslation,withHistoricalIntroduction,NotesandCommentary, p.511.此外，从某些战役的参战兵力也能判断此时战争的规模，由巴比伦、马里主导的反埃兰战争，仅在黑里图姆城的争夺战中，双方就至少投入了3万兵力。在巴比伦灭亡埃兰的战争中，拉尔萨集结了4万兵力。(71)Marc Van De Mieroop,KingHammurabiofBabylon:ABiography, pp.27, 35.在马里、延哈德、扎尔马库对阿拉哈德以及后来安达里格王阿塔伦的战争中，除了马里的军队外，延哈德、扎尔马库各派出了1万兵力。(72),ArchivesRoyalesdeMari2:LettresDiverse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41, 马里时代战争惯例的形成也与战争的频繁有着密切的关系。马里时代，各国不断地结盟、背盟，使得战争爆发得愈发频繁。马里在承认埃什嫩那的宗主地位之后不久，就加入到以埃兰为首的反埃什嫩那的同盟之中，后又与埃什嫩那、巴比伦联手对抗埃兰。(73)Jack M.Sasson, “Casusbelliin the Mari Archives,” in Hans Neumann, Reinhard Dittmann, Susanne Paulus, Georg Neumann & Anais Schuster-Brandis, eds.,KriegundFriedenimAltenVorderasien:52eRencontreAssyriologiqueInternationaleInternationalCongressofAssyriologyandNearEasternArchaeology, p.677.在这种态势下，即便是长期合作的盟邦之间，对盟邦潜在的背盟也很担忧。在马里王金瑞林与巴比伦王汉谟拉比签署的条约中，专门有禁止盟邦单方面与敌人议和的条款：“从这一天起，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是斯瓦帕拉尔胡帕克的敌人，我不会□□□□，我不会写信给他。没有马里与哈那的国王金瑞林的同意，我不会与斯瓦帕拉尔胡帕克实现和平。倘若我想与他建立和平，我会与马里与哈那的国王、亚赫顿林的儿子金瑞林进行商量，倘若商量的结果是同意与他握手言和，那么我们一起与斯瓦帕拉尔胡帕克实现和平。”(74)Wofgang Heimpel,LetterstotheKingofMari:ANewTranslation,withHistoricalIntroduction,NotesandCommentary, 大国通过变化立场，来保证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小国也通过变化立场在大国争霸的夹缝中生存下去。在埃卡拉图王沙马什阿达德一世写给一个名叫库瓦里的国王的书信中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述：您一定已经对阿哈祖人雅舒卜阿杜的敌意有所耳闻。先前，他跟随什姆伦的国王，他背弃什姆伦的国王而跟随提鲁库人的王，他背弃提鲁库人的国王而跟随雅伊拉努姆部落，他背弃雅伊拉努姆部落来跟随我。他叛我而去，正跟随着卡库姆的国王。他跟所有这些国王都盟誓过！就在3年里，他与这些国王们建立同盟关系，后又破坏了这种同盟关系。当他与我结盟时，他在阿腊坡胡的台舒巴神庙中向我起誓，在阿伊努姆的扎布河岸边，他再次向我立誓，我也向他发誓。他向我发誓两次，从他抓住我衣袍下摆的那天起，我从未在他国家收取任何的银、牛、羊或谷物。我没有侵占过他的国家的任何城市。现在，他与我断绝了关系，追随了卡库姆的国王。他与一个国王建立同盟关系并跟他盟誓，他与另外一个国王建立同盟关系并举誓，但是他就与他盟誓的上一位国王断绝关系，与新的国王建立同盟关系，在2□个月内他结盟又背盟。他与我结盟才1□个月就转而背弃了我。(75)Jesper Eidem & J?rgen Lss?e,TheShemsharaArchives1:TheLetters, 从这封书信可以看出，一个名叫雅舒卜阿杜的国王，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变换阵营，在3年时间内，变化了5次立场。这种状况绝不是个例，阿拉哈德以及后来安达里格王阿塔伦，先后臣服于埃兰、埃什嫩那、马里和巴比伦。(76)Jack M.Sasson, “Casusbelliin the Mari Archives,” p.680; Wofgang Heimpel,LetterstotheKingofMari:ANewTranslation,withHistoricalIntroduction,NotesandCommentary, p.530.对于背盟的国家，各国一般会采取武力手段进行报复。马里时代的战争不仅仅牵涉当时的大国，而且把这些大国的同盟国、附属国，甚至追随其附属国的小国也卷入其中，因此，此时的战争具有参加国家众多、投入兵力多、规模大的特征。在大国争霸的态势下，国家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各国根据形势变化不断选择自己的宗主国、同盟国，结盟、背盟成为常态，而这又极容易引发战争，从而使得马里时代战争具有频繁化、经常性的特征。此时的战争给西亚地区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持续性的破坏，小国深受其害，大国也受害不浅。在激烈的战争中，各国力图以最为残酷的手段对付敌人，比如毁城、屠杀战俘和无辜的百姓，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一般而言，战争的破坏性、毁灭性也使得人们不得不对战争伦理进行思考。结 语从地区联系的角度而言，马里时代标志着西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马里时代之前，尽管出现了一些地域性的体系，通常而言，体系内部的关系比较密切，当然体系之间会有一些联系，但并不紧密。而到了马里时代，过去的地域性的体系连接成一个覆盖西亚大部分地区的一个大体系，在很多情况下，一处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到他处。在这个大体系中，各国的利益紧密相关，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马里时代不是帝国而是列国纷争的时代，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各国会选择采取结盟的方式来壮大力量，在具有相对优势的情况下，会选择迫使他国臣服的方式来增强实力。这样，各国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藩属或结盟方式来建构自身的势力范围。诸国战事频繁而惨烈，同时触及当时复杂的邦国关系，因此也促使战争的惯例发展起来，这些惯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战争本身。尽管马里时代的限制战争的惯例还不够成熟，但它们却是西亚战争惯例发展史上的闪光点。当然，不管是野蛮的战争惯例还是限制战争的惯例，在马里时代之前就已经在西亚出现了。但是，只有到了马里时代，这两种战争惯例才实现了良性互动：野蛮的战争惯例是战争的本质要求，因为战争就是要消灭敌人，而频繁的战争以及野蛮的战争惯例，最终可能会使每个国家都受害，从这个角度而言，战争可能变成了西亚各国共同的敌人。这样，就产生了发展较为人道的战争惯例的需求和动力。野蛮的战争惯例是较为人道战争惯例产生的前提与土壤，而较为人道的战争惯例则是对野蛮战争惯例的反动。从战争伦理的角度而言，古代西亚较为温和、人道的战争惯例，无疑可以对惨烈的战争形成某种制约力，减轻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掠夺，对于西亚地区的和平发展具有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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