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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印日关系的现状和前瞻(7)

来源:西亚非洲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11-13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印日合作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形成巨大的阻力。两国都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意在建立一个新的殖民帝国,*Institute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

印日合作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形成巨大的阻力。两国都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意在建立一个新的殖民帝国,*Institute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3 Years of the Modi Government”, IPCSSpecialReport 191, p.37. 这导致两国联手应对中国的经济倡议。从印度方面看,“一带一路”的旗舰工程就是建立中巴经济走廊,增强中国与巴基斯坦、阿富汗之间的经济联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实施,印度还担心被中国从陆海两个方向包围、南亚地区现有的平衡被打破。为此,印度公开反对“一带一路”。从日本方面看,日本认为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对美日主导的地区经济秩序、包括亚洲开发银行构成现实挑战,与美日称霸亚太的战略形成冲突,所以日本也是反对的。印日在反对“一带一路”上可以说找到了知音,印日的联手抵制,未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肯定不会一帆风顺、畅通无阻的。由于印日的插手和干预,“一带一路”在南亚方向受到很大的干扰。2015年3月,斯里兰卡政府突然叫停由中资企业投资15亿美元建设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的施工,该项目是中国对斯最大的投资项目。中斯原协议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出售20公顷土地给中国公司,显然由于印度和日本的压力,交易随后取消,转为99年租约。*Jeremy Garlick, “If You Can’t Beat ’em, Join ’em:Shaping India’s Response to China’s‘Belt and Road’ Gambit”, China Report, Vol.53, No.2, 2017, p.2 在印日的搅局下,科伦坡港口城项目直至2016年3月才得以复工。印日还想联手取代中国主导斯里兰卡的基础设施建设。2017年9月,安倍访印后,宣布印日将在科伦坡港的建设方面展开合作。《日经新闻》指出此举意在牵制根据“一带一路”构想确保通往非洲海上通道的中国。印日财团还准备投资斯里兰卡的亭可马里港(Trincomalee port),包括开发城市基础设施,以抗衡中国开发的汉班托塔港。应该指出的是,中斯关系完全是正常的国家间关系,科伦坡港口城项目纯粹是商业项目,没有地缘政治的意涵,印日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竭力渲染中国经济扩张所导致的威胁是站不住脚的。“一带一路”并非是印日所想象中的具有地缘政治野心,是国家间零和博弈,而是纯粹经济合作项目,可以实现合作共赢。习主席指出,“一带一路”是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互联互通是血脉经络。“一带一路”将推动互联互通和亚洲世纪的早日来临。

结 语

当前印日关系已经进入新阶段,并且还在往深度和广度方向发展。尽管印日间有各自的国家利益,存在一定的战略分歧,但两国的战略交汇日益增加,尤其是针对中国的指向性愈发明显,因此在不远的将来,印日极有可能形成非正式同盟。印日安全合作将破坏印太地区秩序。如果印度和日本强势参与印太地区事务,将加剧地区局势的紧张。面对印太时代印日关系的不断升级和强化,中国应该密切关注和跟踪其发展动向,保持大国战略定力不动摇,坚定不移地推动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中国人常说,邻居是无法选择的,只能换思路: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中国希望和两大邻邦能够友好相处,和谐发展,但其不应针对第三国。辛格总理在访华的演说中指出,联盟和遏制的旧理论已经过时了;一个不断变化的亚洲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两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无需冲突和对抗。一个不断变化的亚洲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两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无需冲突和对抗。“印太”地区足够大,完全容纳下中日印三国共同发展,作为亚洲的三强,三国的合作不仅惠及三国人民,而且必将对“印太”和世界带来福音和利益。长期以来,中国,日本和印度被认为是具有强大地位的具有先天能力影响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制度的国家,但只是在过去几年中,这些预测正在成为现实,三国合作将推动亚洲世纪的早日到来。

2017年9月14日—1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印度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自2006年印-日确定年度双边首脑会议以来第12次会晤,是安倍与莫迪第10次会晤,是第4次在“特殊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进一步取得进展。在访问古吉拉特邦时,安倍受到从机场开始的8公里长盛大“路演”(Road Show)的欢迎,这是印度第一次按照这种规格接待来访的贵宾。莫迪亲自到机场迎接安倍并且给予热情的“熊抱”,以示印日间超常的亲密。英国广播公司驻印度记者苏蒂克·比斯瓦斯(Soutik Biswas)早在2015年9月便分析了莫迪频繁“熊抱”(bear hugs)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行为。正如他指出:“领导人的肢体语言是一项重要的资产,仪式性的握手意味着克制和尊重,但是拥抱却超越了正式礼仪-拥抱展现的是情感、同伴之谊和率性;显然,莫迪相信拥抱能带来更多红利,它们并非仅仅是拥抱性的政治。”*Soutik Biswas, “Why Narendra Modi Hugs the Headlines”, 29 September 2015. 会晤中,莫迪称呼安倍是一位伟大的朋友和伟大的领导人,并表示“一个好朋友是永恒的,没有边界,日本已经显示出正是这样的朋友”。安倍则“信誓旦旦”地宣称日本愿成为“印度永远的朋友”,还不失时机地提及其外祖父岸信介二战后访印的往事以示自己的亲印立场有历史继承性,两国媒体则渲染莫迪与安倍的友情将印日关系提升到了新高度。安倍此访强调了印日双边关系日益增长的活力,由于这次首脑会议发生在中印洞朗军事对峙之后,因此受到外界极大的关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对印日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加以分析。一、当前印日关系的现状(一)当前印日关系的进展应该可以判断当前的印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自1952年两国正式建交以来,一度出现“蜜月期”,印度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以报答二战期间日本对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但整个冷战期间印日关系基本上都是处于冷淡期,印日分属于不同的冷战阵营。冷战后,印日关系又因为印度的核试验进入新一轮的僵冷期。但进入21世纪以来,印日关系发展迅猛,向纵深发展,特别是2014年莫迪执政以来,印日关系被提升为史无前例的“特殊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在加深,正如印度前外交秘书坎瓦尔·西巴尔(KanwalSibal)所言,印日关系现在正处于“樱花盛开的时光”(cherry blossom time)。*Brijesh N Mehrish, “China as a Factor in Japan-India Relations”,Journa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 Vol.8, No.2, Apr 2014, p.43.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在政治外交领域,印日高层互访频繁,战略合作日益加深。从1957年到1999年,只有3位印度总理访问日本,同期有4个日本首相访问印度,自2000年以来,印度先后有3位总理和50多名高官访日,有6位日本首相和40多位部长访印。伴随而来的是双边政治关系不断升格。2000年双方建立了“全球伙伴关系”,在2006年双方又把全球伙伴关系提升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9月,莫迪访日,将双边关系提升至“特殊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从逻辑上看,印日关系在21世纪的发展呈现出层层递进,渐渐深入,全面提升的势头。日本是莫迪上任后访问的第一个非南亚次大陆国家,表达出印度新政府对日本的高度重视,印度学者萨姆萨德·艾哈迈德·汗(Shamshad Ahmad Khan)博士指出,印日现存的“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升级到“特殊的”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并非仅仅是双边关系名称的改变,而是意味着印度高度重视与日本的关系,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东京将始终处在新德里外交政策的优先位置,日本同样也会将发展对印关系放在同样优先的位置。*Shamshad Ahmad Khan, “Changing Dynamics of India-Japan Relations: Buddhism to Speci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New Delhi, Pentagon Press, 2017, 近年来,印度不断提升日本在印度战略中的地位,印度将发展对日关系视作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的重要途径,是印度在“印太”舞台上左右逢源纵横捭阖的重要杠杆。莫迪执政后将印度已经实施了20余年的“东望政策”(LEP)升级为“东进政策”(AEP),日本被认为是“东进政策”的核心和支柱,日本在印度外交战略中的地位显著提升。2014年《印度外交年度报告》写到:“在2006年两国总理开创的年度会晤机制推动下,近年来,印日关系经历了重大而高质量的转变;印日合作有5大支柱包括政治、防务和安全、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科技倡议、人文交流、地区和多边事务合作。”*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AnnualReport日本之所以成为印度的最佳合作伙伴,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加强与日本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成为印度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印度希望与亚洲其他国家融为一体,随着“东进政策”的推进,印度意识到需要亚洲的合作伙伴来实现这一目标,而日本一直很乐意发挥这一作用;再次,强大的印日关系使得印度能够进入中国的“后院”。同样日本也越来越倚重印度的战略地理位置和崛起的国际影响力,尤其是被视作“亲印”(Pro-India)的安倍政府。早在2007年安倍在《致美丽的国家》一书中就写道,如果十年后,日印关系取代日美关系和日中关系,一点都不会令人惊讶。在日本外交和战略视野中,印度的地位和作用是也无可替代的,这可以从近年日本政府发布的各种文件和报告中得到充分验证。2013年12月日本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出:“由于印度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加之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潜力,印度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印度在地缘政治上对日本而言日益重要,因为印度位于海上交通线(SLOC)的中心;日本将在包括海洋安全在内的广泛领域加强双边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Prime Minister of Japan and Cabinet Office,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December 17, 版《日本外交蓝皮书》指出,印度位于东南亚和中东之间,是欧亚大陆的中心,地缘战略位置及其重要;印度是新兴经济大国,拥有巨大的市场,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是亚洲第三大经济体,对基础设施有巨大的需求;作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与日本共享民主、法治等普遍的价值观。*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DiplomaticBluebook2016, July 29, 2016. 从中不难看出,日本极其重视发展与印度的关系。随着“印太”时代的来临,为了实现日本政治大国战略和遏制中国的目标,日本采取多种措施主动拉拢印度。安倍政权将日印双边伙伴关系作为国家安全和外交优先事项,他直接指定了国家安全秘书处作为加强日印关系的机构。自2014年以来,日本秘书处经常开会讨论日印关系,日本驻印度大使经常出席会议。印日在2017年的联合声明中强调印度的“东进政策”与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可以实现协同和战略对接,通过双方的密切协调,在双边和多边层次合作,合作介入地区和国际事务。印日都梦想成为全方位的世界大国,而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两国追求的重要目标。印度认为:“无论按照何种标准-人口、经济规模、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对维和行动的贡献,还是未来的发展潜力,印度理应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陈东晓:《全球安全治理与联合国安全机制改革》,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118页。日本则视开展“联合国中心主义”外交为跻身世界政治大国的重要台阶,日本认为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日,就是其政治大国目标实现之时。因为共同的目标使两国在某种程度上相互支持,相互借重,联手推动联合国进行改革,谋取各自国家利益。印日结伴寻求联合国改革和扩大安理会是两国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日本和印度借联合国成立60周年全面改革之际,积极开展全球外交攻势,同巴西和德国组成四国俱乐部(G4-club),积极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国。2015年日本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又发起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行动,继续联合德、印、巴向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发起冲击,并提出扩大安理会成员国的方案。安倍在与莫迪的多次会谈中,也把力争实现安理会改革明确写入共同声明中,例如2017年印日声明第55条指出:“两国共同承诺,鉴于21世纪的现实,加快联合国改革进程,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使之更具合法性,有效性和代表性;两国重申对对方的支持。”*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Japan-India Joint Statement: toward a Free, Open and Prosperous Indo-Pacific”,September 13-15, 2017,在经贸领域,双方存在巨大的互补性,发展一度非常迅速。双边经贸关系在2011年签署CEPA之后,取得很大的提升。1999年印日贸易额只有16.85亿美元,2012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85.12亿美元。*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Government of India,ExportImportDataBank,09/01/2017,但近年来在150亿美元上下徘徊。但印日都意识到“经济关系是印日关系的基石(bedrock),一个极度繁荣和充满活力的印度符合日本的利益,反之亦然。”*Shamshad Ahmad Khan,“ Changing Dynamics of India-Japan Relations: Buddhism to Speci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New Delhi, Pentagon Press,2017,p.101.因此印日都在推动经贸合作水平的提升。2014年莫迪执政后推出了所谓的“莫迪经济学”(Modinomics),其主要内容包括三大组成部分:印度制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吸引外国投资,而日本被看做是技术和资本的主要来源。为了吸引日本的投资,致力发展经济的莫迪政府2014年专门成立了服务日本外资的办公室。莫迪承诺,对日本投资者“只铺红地毯,不在繁文缛节上费功夫”(no red tape, only red carpet)。印度的目标是成为21世纪世界主要的生产、投资、知识工业中心,为实现这种目标,把日本看作天然的伙伴。而对日本来说,印度不仅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市场,而且与印度加强经济合作,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中国的依赖。2015年12月,安倍访印时声称印日关系在世界上具有最大的潜力,认为印度的崛起和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将为日本提供巨大的机遇。在特殊的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的语境下,印日日益增加的观点交汇将促进地区的经济和发展,推动全球经济的增长,强大的印度和强大的日本不仅可以让两国富起来,也将是亚洲和世界的稳定因素。*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SpeechbyPrimeMinisteratCII-KeidanrenBusinessLuncheon, November 11, 2016. 多年来,日本一直是印度的重要发展伙伴。2017年的安倍访印之旅中,当起“超级推销员”,推销日本的新干线高铁技术,亲自出席印度的第一条高铁开工。莫迪将高铁项目称为“印日合作的闪光点”。两国领导人多次规划了未来的合作项目。在2014年印日双方发表的《共同发展的伙伴关系-印日关系清单》文件中,双方宣布将在多达56个领域提升合作力度,涵盖基础设施、投资、能源、交通、信息技术、海洋事务等,这可以看做是未来印日合作的宏伟蓝图。2016年莫迪访日双方签署了包括众多领域的10个协定,包括促进日本在印度基础设施,铁路与农业技术等领域的投资。2017年印日签署多达包括减灾、投资、民航、交通、科技、体育、学术交流在内的15项协议和备忘录,强调要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合作。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在近几年中,印日经济合作开辟了新地盘,例如印度东北部各邦,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的发展,这些地方都是战略上比较敏感的地区。印日还就设立“日印向东行动论坛”(India-Japan Act East Forum)达成了一致,这是日本推动的“扩大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EPQI)倡议的和印度“东进政策”对接的重大成果。此外,印日正加大在所谓的“亚非增长走廊”(Asia Africa Growth Corridor)项目上的合作力度。AAGC有四大支柱:开发与合作项目;高质量基础设施和机构互联互通;提高能力和技能;人与人的伙伴关系。*“Asia Africa Growth Corridor: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andInnovative Development”, A Vision Document, May 22-26, 2017.建立“亚非增长走廊”是印度和日本取长补短、谋求契合之举,也是迄今两国在全球所进行的波及范围最大的合作。“亚非增长走廊”是两国倡议的“自由走廊”项目的一个部分,是印-太地区2025年印-日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在非洲拥有很强的贸易和网络经验,日本资金雄厚、技术水平非常先进,两国在发展走廊上有很强的互补性。日本提供优质基础设施的能力将在发展这个走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日本准备在拟议的增长走廊上承诺约2000亿美元。*AakritiTandon, “India’s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and the Emergenceof a Modi Doctrine”,StrategicAnalysis, 2016,Vol.40, No.5, 显然意在取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亚非增长走廊”的文件是在5月25日公布,离“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结束正好10天,这绝非巧合;从“亚非增长走廊”文件所使用的语言看,明显是有针对性的,例如文件暗指中国推动的许多工程缺乏透明、破坏当地工业、引起劳工不安、环境关注、低质量,而“亚非增长走廊”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安倍在“亚洲的未来”会议讲话中说:“我们不想要低廉但劣质的发展途径。”*Prime Minister of Japan and His Cabinet, “Asia’s Dream: Linking the Pacific and Eurasia”-Speech by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at the Banquet of the 2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Future of Asia, June 5, 2017,尽管两国宣称创建亚非增长走廊旨在改善两大经济和基础设施的连接性,其实质是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竞争,意欲削弱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在安全领域,双方合作有深广推进。印日期望建立稳定的亚洲战略架构,加强在海上通道(SLOC)等问题上的安全合作。2015年印度邀请日本参加印美年度“马拉巴尔”(Malabar)例行联合军演的正式成员。2016年11月,莫迪访日期间,两国签署了日本对印度转让防卫装备和技术、两国共享防务领域保密情报两项协定,并确认将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根据协定,印度将购买12架日本海上自卫队使用的US-2水陆两栖飞机。随着日本采取历史性决定放宽对武器出口的限制,印度将成为有巨大潜力的安全合作伙伴,而且很可能成为日本武器出口主要的市场。日本近年还解除了对印度6家防务公司的出口限制,这些防务公司在1998年印度核试验后被日本列入黑名单,这些举措传达出日本意欲强化和印度防务合作的愿望。此外,印度和日本还承诺在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平建设和救灾工作中共同工作。印日还准备签署在自然灾害和救援行动中希望相互配合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印日一旦签署ACSA,无疑会促进两国战略伙伴之间的密切合作,在促进国际事务上发挥积极作用。2017年两国还磋商将外交防务部门间的安全政策“2+2”磋商由副部长级升格为部长级,并定于2018年举行首次联合反恐演习。印度理解日本渴望成为亚洲主导力量抱负。日本在印度最喜欢的国家排名中一直位列第一或第二,印度认为日本不会对印度构成军事威胁,也不担心日本在该地区做大。日本作为贸易大国,进出口贸易货物运输的95%依靠海上运输,其中石油有70%要经过印度洋、马六甲海峡,*Gurpreet S. Khurana, Security of Sea Lines: Prospects for India-JapanCooperation,StrategicAnalysis, Vol.31, No.1, 2007, p.140.因此,日本将经东南亚至波斯湾的西南远洋航线视为“日本经济的生命线”,而印度扼守着日本能源的“生命线”,印日安全合作,有助于确保日本能源通道的安全。日本学者长尾贤(Satoru Nagao)认为:“因为印度的极端重要性在于印度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填补印度洋地区权力真空的最有影响力的海洋大国。”*Satoru Nagao, “The Role of Japan-India-Sri Lanka Maritime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Trump Era”,MaritimeAffairs:JournaloftheNationalMaritimeFoundationofIndia, Vol.11, No.49, May 2017, p.4.(二)印日关系面临的问题印日外交原则的分歧。独立自主或者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是印度外交的基本原则,尼赫鲁大学教授瓦伦·萨尼称之为印度外交安全政策的“制胜法宝”(Holy Grail)。*Varun Sahni, “India and Asian Security Architecture”,CurrentHistory, Vol.105, No.690, April 2006, 印度自认为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的文明古国,这种自信的文化进一步演变成了一种大国意识。此外,印度在历史上曾经遭受几百年的殖民统治,苦难的历史使得印度独立之后,决意实现国家强盛和民族振兴,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贯穿印度外交始终,印度是不愿意被日本利用作为对抗其它大国的一颗棋子。尼赫鲁说:“印度遵循独立政策,独立于大国结盟彼此对立的政策,坚持民族独立的自由原则,反对任何种族歧视。”*张敏秋:《中印关系研究( 1947-2003)》,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页。印度的外交政策的中心目标仍然是保持最大化的战略自主权。对于许多印度战略家来说,战略自主权是印度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战略自主权的任何妥协也会损害印度的命运。这个原则不仅禁止与美国及其区域盟友进行重要的安全合作,而且还会对美国联盟体系之外的任何安全联盟产生怀疑。而日本外交长期以来采取结盟(Alliance)的政策,并且表现出与强者为伍的鲜明特征。国际舞台上谁独占鳌头,日本就会出于自我利益而跟谁结盟:1902年到1922年追随英国,1936年到1945年追随德国,1952年起则紧跟美国。根据统计,日本在20世纪的100年内处于结盟状态的时间达到70余年,即70%以上的时间处于同盟之中。*张景全:《20世纪日本对外结盟初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2期,第14-15页。日美同盟( Alliance)一直是日本外交的支柱,日美通过一系列条约加强了全方位关系。日本外交评论家冈崎久彦说:“日本近百年外交的真谛是:日本的最佳政策是和美英结盟并与之合作,而非与别国结盟或保持中立;日本的结盟传统和印度的原则是迥异的,因为印度在传统上厌恶结盟。”*Stephen p.Cohen, India: Emerging Power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Press, 2001), p.64.简而言之,尽管日本极力拉拢,印度是不愿意被日本利用作为对抗其它大国的一颗棋子。按照印度学者的说法,印度的DNA决定了它绝不可能像日本那样跟在美国屁股后面转。接近莫迪的印度学者也“旁白”称,“莫迪绝不会利用与日本的密切关系来反华,印度更看重的是日本在经济和贸易方面可能带给印度的好处”。*王嵎生:《“印度梦”和“日本梦”相通乎?》,载《解放日报》,2014年8月29日第006版。在许多印度战略家看来,战略自主是大国地位的先决条件,印度的外交政策不可能受别的大国指挥。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不结盟和战略自主仍将是印度外交政策的核心,印度想以此来保持自己外交行动的最大自由化。2012年2月,印度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CPR)发表了题为《不结盟2.0:印度21世纪外交和战略政策》的报告,强调必须抛弃抽象的理想主义,不再局限于“避免成为超级大国冲突的前沿国家”,确保战略自主,是“不结盟2.0”的核心目标。印日经贸关系中的阻碍。印日贸易额总量很少,双方的贸易关系和双方经济体量、政治关系的密切程度并没有达到平衡的程度,基于经济对政治的作用,这对印日关系的发展构成巨大的不利影响。目前印日贸易额仅为日本外贸总额的1%,是印度外贸额的2.2-2.5%,日本则为印度的第11大贸易伙伴;而日本与中国的贸易额占日本外贸的20%;2016年有大约家日本公司在中国经营,在印度投资的日本公司只有1229家。*Shamshad Ahmad Khan, Changing Dynamics of India-Japan Relations: Buddhism to Speci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New Delhi, Pentagon Press, 2017, p.120.日本在印公司的数量只是在中国投资日企数量的大约8%。印日发展经贸关系面临诸多的障碍,在世界银行的2015年度经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中,印度在183个被统计的国家中,经商指数仅列134位。*“Doing Business 2015: Going beyond Efficiency”,October 29, 2014,基础设施不足被认为是印度经商最大的障碍。根据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2015年对162家在印度投资的企业所做的调查结果:49.4%的日本企业认为在印度投资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不发达的基础设施。*Japa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urvey Report on Overseas Business Operations by Japanese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December 2015, 在印日本商会(JCCII)认为基础设施是印度的“瓶颈”。此外,日本投资者普遍认为印度的税收体系过于复杂,社会动荡外,语言的不互通、地理环境的差异、文化不相容性、对于对方市场缺乏了解以及发展尚未完善的印度工会等基础设施的软件也是日本对印度投资的主要障碍。2017年在印度的日本商会给印度政府提交的建议中将税收体系、银行业务、物流和偿付体系列为阻碍日本对印投资的前三大因素。*Sugges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by JCCII 2017, 这些因素导致印日经济合作跟不上印日政治关系的步伐。日本有学者抱怨,日印关系还远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印日核立场分歧。印度曾经在1974年和1998年进行多次核试验,引起日本的激烈反对。但日本处于战略和经济考虑,改变了其原先的立场。2016年11月印日双方经过6年艰苦谈判后,印度和日本11日签署民用核能合作协定。但作为叫停举措,印日通过其他文件确认了“如果印度重启核试验,日本将停止合作”的内容。*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NOTEONVIEWSANDUNDERSTANDING,说明如果印度进行核试验,日本即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暂停核能合作,并有权拒绝赔偿要求。对于核爆国日本而言,目前与未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的国家签署核能协定的只有印度。印日核协议遭受国际和国内广泛的批评。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打击的国家,核阴影至今和笼罩在日本人心头。1998年印度核试验激起日本的激烈反应,在国内和国际层面日本都做出了反应,双边关系降到谷底。在日本表达出支持2008年美印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后,日本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受害者组织“被炸者联盟”(Hibakusha groups)谴责了日本政府在美国压力下的卑躬屈膝行为:尽管有原子轰炸的历史,日本政府还是接受了美印核协议,这赋予印度特殊待遇的地位,在维护NPT体制上没有尽到任何微薄之力,如此做法,无视生活在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伤害者发表的声明,作为曾经遭受核武器攻击的普通民众,我们为拥有这样一个政府而感觉万分羞愧。*P K Sundaram, “The Emerging Japan-India Relationship: Nuclear Anachronism, Militarism and Growth Fetish”,TheAsia-PacificJournal:JapanFocus, Vol.11, No.1, June 2, 2013, 年7月,广岛和长崎市长呼吁日本政府中止和印度的民用核能合作谈判。8月9日长崎市发表的《长崎和平宣言》(The Nagasaki Peace declaration) 对日本政府提出了批评:日本近来加快了同印度这样拥有核武器的非NPT成员的核协议谈判,这意味着遭受严重原子爆炸之害的国家却在严重削弱NPT机制,这是无法容忍的。*Nagasaki Peace Declaration 2010, 2010, 公民核信息中心(CNIC)是一个位于东京的倡导核不扩散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2011年发表声明:如果日本与印度缔结核合作协议,理由是其他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和法国这样做了,或者因为这样做符合日本的商业利益,这将使得防止核扩散变为不可能;我们将注定要重复广岛和长崎的悲剧;此外,在一个国家军用和民用核技术是难以完全分离的。*Masaaki Fukunaga, “Why India-Japan Nuclear Coopreation Must be Stopped”, August 19, 2011, 2016年《长崎和平宣言》批评日本在核问题上口是心非的立场:日本政府一方面采取呼吁废除核武器,另一方面却坚持依赖于核威慑力的立场。长崎市市长田上富久在日印和协议签署后表示:作为核爆地之一,过去曾4次与中央政府交涉,要求终止相关协定的谈判,日本政府这种行为对于致力于消除核武器以及日本的核爆受害者来说是一种背叛。日本作为力争实现“无核世界”的“唯一战争核爆国”的形象日渐丧失。核物质与核电技术若被用作核武器开发,那么NPT或被架空。2016年11月11日,在日印核协议签署的当天,反对核电的日本市民团体手持“反对日印核能协定”等标语在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反对两国核能协定的签署。可以预见,印日之间的核分歧今后仍将是困扰印日关系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二、印日关系前瞻学界一般将联盟分为“正式同盟”(alliance)和“非正式同盟”或“松散同盟”(alignment)。二者的主要区别是“正同联盟”侧重于强调军事上的合作,“非正式同盟”则侧重于政治合作。印日战略交汇的增加有助于两国有形成非正式同盟(alignment)。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外交政策正在逐渐偏离原来的不结盟原则,正在形成中的莫迪主义已经脱离印度原来的尼赫鲁主义,有印度学者认为莫迪正在以多轨结盟(Multi-track alignment)取代原来的不结盟政策。*Aakriti Tandon, “India’s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and the Emergence of a Modi Doctrine”,StrategicAnalysis, 2016,Vol.40, No.5, 在此背景下,一个重要动向就是莫迪总理缺席2016年9月在玻利维亚玛格丽塔岛举行的第17次不结盟运动会议。苏米特·甘古利(SumitGanguly)指出:“莫迪决定缺席这次首脑会议并不是偶然的,自从他在2014年任职总理以来,没有一个内阁成员公开提到不结盟这个原则,莫迪的举动表明,本届政府很少在意这个垂死的原则。”*Sumit Ganguly, “Has Modi Truly Changed India’s Foreign Policy?”TheWashingtonQuarterly, Vol.40, No.2, 2017, p.132.此外,印日有强化关系的基础。两国拥有共同民主政治体系,没有历史争端。对印度来说,借助日本的力量有助于实现自己的大国梦。没有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印度永远的痛。正如印度前陆军参谋长迪帕克·卡普尔(Deepak Kapoor)所言:“我们可能不赞成进入正式的联盟,从而限制我们的选择,但鉴于共同的威胁,我们需要密切的关系来确保稳定的持续增长的环境。”*Kapoor, Deepak, “India’s China concern”,StrategicAnalysis, Vol.36, No.4, 2012,在印度,发展与日本的战略关系有广泛的政治共识。日本同样重视印度对日本影响力提升的作用,正急切地拉拢印度建立更深入和更具意义的同盟伙伴。正如两国领导人经常强调的,强大的印度符合日本的最佳利益,强大的日本符合印度的最佳利益。两国的战略交汇决定印日关系不断提升和强化。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战略重心的东移,印度和印度洋地区战略地位的上升,以及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印度洋与太平洋地区的联系日益增强,印度洋与太平洋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呈现战略整合为一的趋势,“印太”概念应运而生,各国正在酝酿本国的“印太战略”。长期以来,印度认为自己的出路就是加强与“印太”地区国家的合作,从而摆脱作为“仅仅”南亚国家的束缚,跳出“南亚澡盆”。“印太”概念的出现和流行为印度在东亚的战略行动提供了进一步的合法性,为发展更强有力的印日关系提供了依据。日本更是渴望拉拢印度制衡综合国力快速上升的中国。日本学者竹中千春指出,安倍所以看重印度,源于多重原因:其一、安倍通过让印度变为日本可靠的战略伙伴,特别是在遏制中国方面,可以强化日本的安全;其二、安倍认为印度是促进日本经济增长最有希望的伙伴;其三、安倍相信印度在日本历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Takenaka Chiharu, A Japanese Perspective:The India-Japan Special Global Partnership and the United States,TheAsanForum, February 10,2015. 不难看出,日本对印度有政治、经济等多重战略考量。随着“印太”时代的来临,未来印度参与亚太事务会更加频繁,和日本的接触会越来越多,印日之间的战略交汇(strategic convergences)日益增加,印日多次强调要实现两国的战略对接。印日的战略对接意味着两国将在广阔的印太地区进行战略协调,发出一致的声音,共同介入地区事务。未来,日本西进,莫迪东进,实现战略协作,实现各自目标,“非正式同盟”呼之欲出。印日作为“印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均有意愿参与“印太”地区经济事务,扩展各自的经济影响力;两国为了实现各自的大国梦想,在战略上相互借重;为了成为海洋强国,两国还将在海洋事务上强化合作。印日作为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在相互关系中可谓各取所需,通过相互合作推动各自国家的成长:日本看中印度日益勃兴的大市场,印度需要日本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日本欲扩展在印度洋的影响,需要拉拢印度确保海上能源与贸易通道的安全;印度通过日本的关键性协助,积极参与东亚地区合作,服务于其“东向”战略。两国在战略上相互借重,力图通过密切协调与联动,平衡亚太地区权势,塑造于己有利的地区秩序。印日战略分歧决定两国不可能形成正式的同盟(alliance)。在印日关系中,日本更愿意和印度结成同盟。日本前副首相麻生太郎2013年5月在谈到中国军事的崛起时说:“我乐于见到印日形成同盟(alliance),通过他们的哲学和价值观紧密相连”。*TakenoriHorimoto, “Japan-India Rapprochement and Its Future Issues”, April 2016, 根据日本外务省官员的透漏,日本确实希望将印日关系提升到“日美同盟”的水平。*廉德瑰、金永明:《日本海洋战略研究》,时事出版社,2016年10月版,第310页。但由于两国间存在的外交原则分歧和现实战略差异,两国都想利用对方获取最大化的国家利益,都不愿意为对方火中取栗,因此形成正式的同盟可能性是比较小的。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7月发布的调查结果,在回应印度潜在盟友的问题时,50%的印度受访者认为印度应该选择美国为盟友,29%为俄罗斯,26%为日本。*Global Opposition to U.S. Surveillance and Drones, but Limited Harm to America’s Image, July 14, 2014,事实上,由于印美间存在系列的矛盾和问题,双方结盟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如果印度与美国都不会结盟,那么它与日本的可能性就更低。印日双方的官员和学者都不认为两国会形成正式同盟关系。印度前外交官拉吉夫·西克里(Rajiv Sikri)认为:“印度梦”的支撑应该是印度的战略自主权;印度不应该依靠任何其他国家的“帮助”来成就大国地位,印度应靠自己的力量。*Rajiv Sikri, “Challenge and Strategy: Rethinking India’sForeign Policy,”IndianForeignAffairsJournal, Vol.9, No.1, 2014, p.60.日本学者堀本武功(TakenoriHorimoto)认为,印度不太可能与日本正式结盟。日本再建基金会主席船桥洋一(Yoichi Funabashi)则认为将印日关系升级为正式的同盟以遏制中国是没有必要的。*Shamshad Ahmad Khan, Changing Dynamics of India-Japan Relations: Buddhism to Speci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New Delhi, Pentagon Press, 2017, p.145.印度的外交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理想主义者”(Idealist)的尼赫鲁主义时代;在冷战的其余时期,越来越趋向于“现实主义者”(Realist)或“自助”(Self-help)的时代;“现实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Pragmatist)时代。*SumitGanguly and ManjeetPardesi, ‘Explaining Sixty Years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IndiaReview, Vol.8, No.1, 2009, pp.4-19.早在1998年印度核试验后,印度的知识界就开始支持现实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并有效地终结了尼赫鲁主义者和中左派国际主义者对外交政策话语的长期统治地位。进入21世纪以后,印度外交逐渐从尼赫鲁时期的理想主义转变到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在发展对日关系上,奉行实用主义政策的印度考虑的更多的是自己的战略需求,更期待从日本得到的是为经济发展助力资金和技术,印度是不可能和日本结盟对抗中国的,绑在日本的战车上,为日本火中取栗显然是不符合印度国家利益的。印日关系正在见证历史上最富有成果的时期。彼此之间的利益相互关联已经变得不可逆转了。未来两国将加大在海洋事务上的合作。按照切拉尼的观点,印度是亚洲“南锚”(southern anchor),日本是“东锚”(eastern anchor)。*Brahma Chellaney, “Why Modi’s Visit was a Watershed”, September 05, 2014, 印度内心颇愿看到日本在印太地区提高战略地位,日本也乐见印度的崛起,两国彼此呼应;虽是同床异梦,却也惺惺相惜。印日关系不断向纵深发展,印日之间的战略利益的多重交汇决定他们之间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正在向准同盟的阶段发展,但印日之间的分歧决定印日不可能形成正式的同盟。三、中国必须密切关注印日关系的动向,警惕其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印日关系具有很强的中国指向性,印度前总理曼莫汉·辛格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指出:为了确保中国以有助于亚洲安全的方式和平崛起,印日必须合作。*Jeff M. Smith, When Modi Met Abe: Asia’s Strongest Democracies are Joining Forces,November 16, 2016.自2014年政权更替以来,莫迪政府沿大国外交的思维,引领印度外交将视野从陆地转向印太两洋;从周边南亚转向欧亚大陆,日本被印度视为核心合作伙伴。不言而喻,印日合作的主要目之一标就是平衡崛起的中国。印度学者认为日益发展的印日关系可以遏制中国,对印度而言,日本是对抗中国的战略伙伴。拉贾·莫汉写道,“面对崛起的中国,印度倾向于实施区域平衡,联盟和平衡是所有大国的工具包中的工具,因此他们也可以在印度使用。”*C. Raja Mohan, “Indi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ForeignAffairs, Vol.85, Issue 4, July/August 2006.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认为,印度和日本间更紧密的军事合作有助于解决因中国崛起造成的地区“不平衡”,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国、印度和日本形成亚洲的战略三角,如果中国是A,印度是B,日本是C,B和C之和将永远大于A,这就是日本和印度走近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国将印度-日本轴心(India-Japan axis)视为战略噩梦的原因所在。*Vinay Kaura, “India-Japan Relations and Asia’s Emerging Geopolitics”,IndianJournalofAsianAffairs, Vol.29, No.1/2.2016, p.19.对日本而言,借助印度日益强大的国力制衡中国是长期以来追求的目标。一位接近安培但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认为从长远看,针对“房间中雄心勃勃的大象”,日本及其地区伙伴应组建联合威慑力量。印度被日本视为“天然盟友”,是最理想的合作伙伴。为推进对印关系,日本在经济上不计成本、外交上不讲原则、军事上不求对等,寄予巨大的战略期望。日本想以此拉拢印度,在太平洋形成平衡中国的巨大外力。印度对来自日本的殷勤颇感受用,半推半就,但对印度来说,日本的拉拢看似是战略机遇,其实是战略陷阱,一旦陷入进去,印度就会成为美日战略制衡中国的棋子,印度会失去很多发展的机会,面临更多的风险。此次日本对洞朗对峙的支持即是很好的例证,双方在所谓的“中国威胁”下越走越近。印日加强合作可谓“锁龙”战略,在未来可能的冲突中,中国巨龙将会被“日本叼头,印度啄尾”。*张瑶华:《日本在中国南海问题上扮演的角色》,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3期,第56-57页。随着印日合作领域的扩展,合作力度的加深,其对中国的影响也就越大。印日两国频繁的战略互动使得中国在东北、西南两个方向和海陆两条战线的压力必然增加,印日都在放大两国安全合作的中国因素,宣扬“中国威胁论”。印日两国联合对华的战略举措削弱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使中国的战略空间受到挤压。印度是陆权强国,日本是海权强国,迅速发展的印日关系有可能分割中国在陆地和海洋边界中的注意力。在2017年8月印度侵入中国洞朗2个多月以后,日本驻印度大使平松贤司表示,日本反对任何一方以武力改变现状,认同印度介入洞朗问题是基于同不丹的双边协议,日本的言论显然是倾向于支持印度。两国的地缘战略立场是互补的,持续的中印领土争端有助于把中国的注意力和资源从与日本的海上争端上转移开,“由于印度位于亚洲的西南部,可以成为反制北京在太平洋前沿军事战略的重要力量,因为中国必须分散资源以控制和印度纷争的陆上边界。”*YumiHiwatari, “Transformation of Japanese Security,” in India-Japan Relations: Partnership for Peace and Security in Asia, ed. N.S. Sisodia and G.V.C. Naidu (New Delhi: Promila& Co, 2006), p.11.可以预见,未来印日加强合作可以形成东西联动、海陆互动,相互策应之势,共同对中国施压,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压力加大。印日合作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形成巨大的阻力。两国都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意在建立一个新的殖民帝国,*Institute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3 Years of the Modi Government”,IPCSSpecialReport191, p.37.这导致两国联手应对中国的经济倡议。从印度方面看,“一带一路”的旗舰工程就是建立中巴经济走廊,增强中国与巴基斯坦、阿富汗之间的经济联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实施,印度还担心被中国从陆海两个方向包围、南亚地区现有的平衡被打破。为此,印度公开反对“一带一路”。从日本方面看,日本认为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对美日主导的地区经济秩序、包括亚洲开发银行构成现实挑战,与美日称霸亚太的战略形成冲突,所以日本也是反对的。印日在反对“一带一路”上可以说找到了知音,印日的联手抵制,未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肯定不会一帆风顺、畅通无阻的。由于印日的插手和干预,“一带一路”在南亚方向受到很大的干扰。2015年3月,斯里兰卡政府突然叫停由中资企业投资15亿美元建设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的施工,该项目是中国对斯最大的投资项目。中斯原协议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出售20公顷土地给中国公司,显然由于印度和日本的压力,交易随后取消,转为99年租约。*Jeremy Garlick, “If You Can’t Beat ’em, Join ’em:Shaping India’s Response to China’s‘Belt and Road’ Gambit”, China Report, Vol.53, No.2, 2017, p.2在印日的搅局下,科伦坡港口城项目直至2016年3月才得以复工。印日还想联手取代中国主导斯里兰卡的基础设施建设。2017年9月,安倍访印后,宣布印日将在科伦坡港的建设方面展开合作。《日经新闻》指出此举意在牵制根据“一带一路”构想确保通往非洲海上通道的中国。印日财团还准备投资斯里兰卡的亭可马里港(Trincomalee port),包括开发城市基础设施,以抗衡中国开发的汉班托塔港。应该指出的是,中斯关系完全是正常的国家间关系,科伦坡港口城项目纯粹是商业项目,没有地缘政治的意涵,印日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竭力渲染中国经济扩张所导致的威胁是站不住脚的。“一带一路”并非是印日所想象中的具有地缘政治野心,是国家间零和博弈,而是纯粹经济合作项目,可以实现合作共赢。习主席指出,“一带一路”是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互联互通是血脉经络。“一带一路”将推动互联互通和亚洲世纪的早日来临。结 语当前印日关系已经进入新阶段,并且还在往深度和广度方向发展。尽管印日间有各自的国家利益,存在一定的战略分歧,但两国的战略交汇日益增加,尤其是针对中国的指向性愈发明显,因此在不远的将来,印日极有可能形成非正式同盟。印日安全合作将破坏印太地区秩序。如果印度和日本强势参与印太地区事务,将加剧地区局势的紧张。面对印太时代印日关系的不断升级和强化,中国应该密切关注和跟踪其发展动向,保持大国战略定力不动摇,坚定不移地推动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中国人常说,邻居是无法选择的,只能换思路: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中国希望和两大邻邦能够友好相处,和谐发展,但其不应针对第三国。辛格总理在访华的演说中指出,联盟和遏制的旧理论已经过时了;一个不断变化的亚洲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两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无需冲突和对抗。一个不断变化的亚洲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两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无需冲突和对抗。“印太”地区足够大,完全容纳下中日印三国共同发展,作为亚洲的三强,三国的合作不仅惠及三国人民,而且必将对“印太”和世界带来福音和利益。长期以来,中国,日本和印度被认为是具有强大地位的具有先天能力影响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制度的国家,但只是在过去几年中,这些预测正在成为现实,三国合作将推动亚洲世纪的早日到来。

文章来源:《西亚非洲》 网址: http://www.xyfzzz.cn/qikandaodu/2020/1113/3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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